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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城镇化新亮点

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新业态,特别是作为一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形式,要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融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城镇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密度大、人均空间小,用于储存私人物品的空间也相应较小,因而居民对通过社会化平台分享物品和服务有较大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前我国城镇发展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变的过程中,分享经济在促进提升城镇发展品质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在促进城镇可持续发展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具体来看,这种积极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智慧城市建设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智慧化,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与城市转型发展深度融合的产物。就具体内涵而言,智慧城市是以推进实体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相融合、构建城市智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充分运用、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最大限度地开发、整合、共享和利用各类城市信息资源为核心;以为居民、企业和社会提供及时、互动、高效、智能的信息服务为手段;以促进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为宗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建设智慧城市既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促进经济提质增效、提高市民生活品质的现实需要,也是积极引领经济新常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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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城镇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分享经济提倡只求所用、不求拥有,通过提高物品使用效率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因而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将分享经济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使我们以较少的人均物品拥有量实现较高水平的现代化和城镇化,从而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增强城镇化的可持续性。以汽车出行为例。目前,我国每千人汽车拥有量刚超过100辆,仅相当于美国的1/8、德国的1/6、韩国的1/3,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已成为很多城市的沉重负担。借助分享经济,能够形成具有创新意义的“公共交通+共享出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以较少的汽车拥有量为广大居民提供快捷、舒适、安全的出行选择,同时大幅减少城镇化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和负担,促进实现绿色发展。

5197. com,建设智慧城市有利于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我国建设智慧城市,根本上是要服务于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服务于促进解决“三个一亿人”的综合承载问题,即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智慧城市,构建城市统一的地理空间框架和时空信息平台,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统筹推进城市规划、国土利用、城市管网、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的数字化和精准化,在能源、交通、环境、通信、防灾、给排水和公共安全等方面有效提升城市运行管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以此为基础,可以增强城市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实现城市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舒适、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对于解决“三个一亿人”的综合承载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核心阅读

促进城镇发展更加高效、包容。当下人们讨论的分享经济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的共享,主要是指物品共享;二是人力资本层面的共享,主要是指服务共享和知识技能共享。将分享经济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在此基础上扩展出第三个层面即自然环境层面的共享。在物质层面,通过私人存量资源共享,如汽车共享、住房共享等,能够提高物品使用效率;通过推动制造业向服务型转变,能够创造既卖产品又卖服务的新业态,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在人力资本层面,服务、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共享,有利于推动医疗、教育、养老、科技等行业创新发展。在自然环境层面,开放某些封闭的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让人们共享城市的道路、街区、公园、自然景观等,是共享城市建设成果的重要体现。统筹推进这三个层面的共享,将推动城市发展更加高效、包容,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生。

建设智慧城市有利于促进城市产业经济提质增效、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当前,我国城市的产业发展模式正在从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体向以现代服务产业、新兴产业、智能产业为主体转型。建设智慧城市,将加速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经济发展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大幅促进城市信息资源的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这无疑有利于优化社会生产组织协作模式和区域生产力布局,促进城市生产组织方式集约和创新,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提质增效和优化升级。据世界银行测算,一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通过采用全范围的智慧管理,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发展的收益将增加2.5至3倍。目前,智慧城市已成为大数据发展的主要载体,成为“互联网+城市”的主要形态。随着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推进,我国智慧城市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机遇,并辐射整个产业链,形成巨大产业规模。另外,围绕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和城市群总体规划布局,加强智慧城市群、智慧城市带的统筹规划和衔接配合,有利于提升我国智慧城市产业核心竞争力和“走出去”的能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社会阶层流动水平不断提升,有效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深层活力。

推动城镇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分享经济特点构建新型城镇治理机制,可以实现既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又鼓励创新、激发社会活力的综合治理目标,有利于推动城镇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比如,建立和完善基于政策法规的行政管理机制、基于消费者参与的平等共治管理机制、基于行业协会的企业自律管理机制和基于数据平台的委托管理机制,既能鼓励、促进、规范分享经济发展,又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过去一年多,一些城市对共享单车的管理已显示出这一创新方向。随着这类实践逐步增多,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将大幅提高。

建设智慧城市有利于创新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当前,我国城市治理正从粗放型、经验型、公众参与少的城市治理机制向信息化、智能化、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机制转型。建设智慧城市,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加大数据开放和信息共享力度,有利于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改变传统社会治理中的“差不多”现象和“拍脑门”决策,推动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城市管理新方式。这将有效提升城市管理的普适性、可及性和针对性,实现精细化、精准化管理。同时,建设智慧城市将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围绕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在城市管理、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公共安全、交通出行、社区服务等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领域提供广覆盖、多层次、差异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化和均等化,不断满足城市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受。

■流动的中国从多个维度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为人们凭借自身努力改变人生轨迹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高水平社会流动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制度创新。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时间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国仅用10年就实现了。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图景的生动描绘,又揭示了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密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流动

高水平的社会阶层流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本竞争,而且有利于社会和谐。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现代化和市场绩效导向对于促进阶层流动均具有重要意义。前者会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分工结构快速分化,后者则会使“唯才是举”的绩效原则成为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主要标尺,因而都能有效提升阶层流动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勇于探索、大胆实践。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有力促进了高水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一方面,随着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不断发挥,劳动力市场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通过努力拼搏和公平竞争,实现了向上的阶层流动。另一方面,政府作用得到更好发挥,特别是注重在宏观发展战略层次发挥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产业升级,努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化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大区域协同发展。这些举措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创造了个人发展机会,促使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快速转移,整个社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快速增长,体力劳动者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协同发力,从多个维度提升了社会阶层流动水平。

社会学最新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代际总流动率持续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的0.38上升至当前的0.71。这表明,反映个体努力程度的自致性成就已经取代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成为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社会阶层流动水平不断提升,有效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深层活力。

基础设施建设为流动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何跨越空间区隔,更高效率配置人力资源和各类资源要素,一直是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党以前瞻性战略视角推动高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194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为1.8万多公里;2018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3万公里,其中高铁超2.9万公里,占世界2/3。随着国际领先的高铁和公路网络不断发展完善,一个规模巨大的流动社会逐渐形成,并在多个维度助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流动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便捷快速的交通出行使得人口空间流动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大为降低,流动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常态。这让社会成员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活动,不仅可以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而且可以实现更为丰富多彩的旅游休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有利于不同区域交融发展。

流动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不同区域形成深度社会联结。借助便捷的交通网络,相邻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态势日益显著。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依托G60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设的沪苏湖高铁两大交通网络,由上海松江和浙江嘉兴、杭州等九城协同打造的区域产业和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平台已显雏形。即使在空间上有一定距离的不同区域,也可以借助便捷的交通网络形成深度对接的新型发展机制。例如,贵州在开通黔粤、黔湘等高铁线路后,与相关经济发达城市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对接机制。

流动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发展。面对流动社会,局限于属地管理和服务的传统思维已不再适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越来越强调协调发展、有序对接和一体化布局。当前,我国已经在养老、医疗等多个关键领域形成了区域衔接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可以预见,随着流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跨区域供给还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制度创新不断释放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针对不同时期人口流动特点适时进行制度创新,促进人口因素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充分流动,不断释放人口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

积极构建流动人口在城镇就业、生活的制度保障体系。截至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8亿。针对这一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劳动者群体,国家不断创新制度,着力保障其权益。比如,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与其他职工一样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又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这稳定了流动人口群体在城镇发展的预期,推动流动人口深度融入城镇,也有力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知识素养。我国农民工培训体系不断发展完善,根据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布局需求,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在岗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进入新时代,各级政府在农民工培训上的投入不断加大。2014年至2017年,全国累计开展政府补贴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达3856万人次。这有力提升了农民工群体的技能素养,使其能够更好适应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并更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努力引导创业人才和高技能劳动群体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等,引导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获得财富积累和技能提升的劳动力群体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截至2015年底,返乡农民工创业人数累计超过450万,而且这一势头有增无减。这表明,人口流动制度创新正在逐步优化人力资本在不同区域的配置,促进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适应社会流动要求加强制度创新

回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流动的中国从多个维度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为人们凭借自身努力改变人生轨迹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要看到,高水平社会流动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制度创新。

人口高速流动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更高要求。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在属地管理模式基础上,其特征是主要面向属地居民提供标准化公共产品,在流动社会必然会遇到一些挑战。比如,无论建立在“街居制”基础上的城市管理制度体系还是农村基层管理体系,都无法有效覆盖流动人口,并对其实施高水平的管理与服务。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都在探索以党建引领治理创新的模式,以应对流动社会带来的新问题。今后,在进一步优化流动社会的公共服务模式、创新基层治理组织体系方面,还有很大探索和提升空间。

流动社会的发展对构建社会认同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在流动社会背景下,来自不同地区的多样化观念不断碰撞,使得不同群体形成共享性社会认同面临更大挑战。有效构建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协调机制以及富有包容性的社会认同价值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要实现这些方面的深度改革创新,就要形成与流动社会相匹配的价值观念与保障体系。

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对系统整合的宏观政策设计提出更高要求。随着人口、资源和要素在不同区域高速流动,如何从整体上有效提升与之配套的服务与管理能力,成为当前国家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对这一深层次问题,单一的属地管理模式难以形成有效应对机制,需要在宏观层面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整体性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