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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朱玥、谢江佩、金杨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施俊琦在《心理学报》2019年第7期刊文指出:近年来团队权力分布差异与团队冲突间关系受到了学界较大关注,但相关研究结果仍存在分歧。通过对70个工作团队的调查,探讨了团队权力分布差异对团队冲突(任务冲突、关系冲突)作用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程序公平调节了两者间关系:当程序公平较高时,团队权力分布差异与任务冲突、关系冲突负相关;当程序公平较低时,团队权力分布差异与任务冲突、关系冲突正相关。此外,被中介的调节模型分析显示,团队合法性感知中介了程序公平的上述调节作用。

TSUI等对106篇基于中国情境所做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回顾发现,其中只有2篇尝试采用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中国管理现象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要求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应采用中国情境化的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管理实践,只有这样才能让管理学研究真正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和体现理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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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

何艳玲  

贾良定,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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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组织理论的非通用性要求明确理论的边界条件,中国情境化研究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与管理实践。现有管理学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管理实践发展而来,带有较强的西方情境假设,在解释中国管理现象时体现出明显的局限性。TSUI等对106篇基于中国情境所做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回顾发现,其中只有2篇尝试采用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中国管理现象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要求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应采用中国情境化的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管理实践,只有这样才能让管理学研究真正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和体现理论的价值。

  

在最近一篇文献中,JIA等通过分析1981-2010年间发表在6种世界顶级管理学期刊上的259篇与中国情境有关的文章,发现只有10篇论文在理论、方法、测量等方面充分考虑了中国情境的作用。本研究试图通过深入分析这10篇有代表性的中国情境化研究的论文,并与10篇低度情境化的文章进行对比,探索如何在中国开展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为更多学者做出有价值的情境化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内容提要」市场化改革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分化,在传统利益调节机制失灵和新利益调节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大困境: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不平等,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不信任,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不稳定。因此,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内涵是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公平,而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利益调节机制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要实现社会建设的目标,其关键在于国家治理结构的调适促成强大的利益整合能力、再分配能力与市场规制能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利益调节机制。当前对中国社会建设的聚焦,其意义绝不仅在于一系列浮在表面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是整个改革和发展路径的重大变化,即在解决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的同时,必须更关注解决生产力发展标准问题,在市场化改革中“将社会带回来”,以此促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平,让国家回归社会。

1 研究背景

  「关键词」社会建设;利益调节机制;国家治理结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为什么要做中国管理与组织的情境化研究?虽然情境化研究对学术界和企业界都有着重要影响,但中国或者亚洲的管理学研究缺乏自信心,缺少对理论的发展或与管理实践的关联性。目前大部分管理学研究只是利用西方情境中已有的问题、理论、概念、方法等,对中国管理现象有意义的解释滞后。学者们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开发现有理论上,而忽略了理论应用的特定情境。如果中国管理学研究从理论的建构、概念的测量到研究方法的选择等都与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无关的话,可以想象这样的研究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即使是再严谨的方法也很难得出正确、合理的结论,VON等称之为“第三类错误”,即用正确方法解决不恰当的问题。

  

情境化是指在对现象进行研究时,识别并考察它们所在情境中相关的和有意义的元素。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则是指辨别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的要素,如关系、人情、五伦、面子等,并将这些元素应用到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的研究中,更加深入地阐述中国独特的企业行为和管理现象。

  “社会建设”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2002年,中共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长远目标时,首次提出要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强调,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2007年,十七大报告将社会建设单辟一节,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强调要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第八章“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卫生事业改革、人口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六个方面阐述了社会建设的任务。2012年,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一起确立为“五位一体”总体格局。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还需要弄清楚什么不是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①那些一味在中国情境中检验国外模型的研究不是真正的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这样的研究浮于现象描述,忽略了理论应用的特定情境,并没有可信的理论框架;②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不是为了运用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中某一样本来证明国外模型的合理性,而应该专注于探索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的独特性以及这些情境要素发挥作用的机制;③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不是仅仅翻译已有的测量,而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境发展有意义和有效的测量指标。

  以上表明,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方略。但是,到底什么是社会建设呢?①从中央出台的有关文件来看,社会建设基本上指向的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而学者们却认为:在民生之外,社会建设还包括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建构等内容(陆学艺,2010);在实践中,对社会建设的理解更是五花八门。社会建设的内涵是指什么?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什么?社会建设如何建?鉴于已经存在的诸多分歧,我们有必要认真梳理这些问题,以望在这一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

2 论文分析

  

情境化,尤其是高度情境化通过发展有效理论或改进已有理论来分析新情境中的独特现象,是做出有价值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如何开展情境化研究仍缺少统一的认识和系统的方法。本文通过对JIA等的研究中所总结的10篇高度中国情境化的文章进行深入分析,提炼出这些文章在概念定义和测量、概念间关系构建以及其解释逻辑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与10篇低度情境化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一些从事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的主要特征,见表1。

  一、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内涵: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公平

表1 中国情境化研究主要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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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建设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实践逻辑,即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化逻辑。这一逻辑的核心是:无论是市场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有关。

2.1 高度情境化的研究在概念的形成和测量方面的共性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后发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主要是一个逻辑概念,它的现代化不是源于自身文明的演进,而是源于外部异质文明的输入。它是被早发国家强行拽进现代化的”(陈明明,2009)。近代中国以来,不论是传统帝国的崩解还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开启,对中国而言都不仅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也同时是世界现代化潮流对中国传统社会和制度全面冲击的结果。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运动的动力,不仅是内生的,也是外来的,是中国社会对世界现代化历史运动的反应和选择。从各国实践来看,其选择有两种——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最终选择了后者。但是,从落后生产力直接过渡而来的社会主义中国,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才能更快地、更稳地实现人民富裕,并建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这次挑战的实质关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其核心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解决增长(效率)问题?从现实选择来看,中国应对这次挑战的方法是打破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与其他领导人谈话时所说:“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列入宪法,政治决策变成了法律条文。自此后,中国开始了持续的市场建设过程,并实现了较快速度增长。

2.1.1 概念形成的方式

  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却遭遇了许多新问题(后文将具体阐述)并引发了其第二次挑战,即: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社会公平出了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之一是一个公平的社会,社会不公平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挑战。这次挑战的实质关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目标,其核心为: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解决分配(公平)问题?从目前来看,决策层面应对这次挑战的方法是提出社会建设。也可以说,社会建设要解决的问题是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公平”。

高度情境化研究,在概念形成方面体现为2种方式:①国外已有概念在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中得到重大修正;②在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发展出新的概念,深入分析和解释组织和管理现象。

  只有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上对社会建设内涵和目标做出清晰界定,才可能对中国社会建设做出实质性分析。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如果说解决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的路径是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市场”纳入到社会主义,那么解决生产力发展目标问题的路径则是通过社会建设将“社会”带回到社会主义。可以说,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对中国社会建设的聚焦,其意义绝不仅在于一系列浮在表面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是整个改革和发展路径的重大变化。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实践和市场经济发展已有一定历史,对很多组织与管理问题已经有了大量研究。然而,中国社会规范和文化的特殊性导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市场转型与西方有很大差异,现有理论对中国的组织管理实践并不适用,需经过修改甚至重新开发才能契合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在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研究中重新开发或进行修改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概念:市场转型、网络资本主义、组织公民行为、关系、传统性、社会资本等。具体分析如下:

  综合官方文件论述和现有的讨论,指向社会公平的中国社会建设主要包括五大板块的内容:

沿用西方概念,经过较大修改后应用于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
FARH等的研究中,组织公民行为是已有成熟概念,但其测量项并不是基于中国情境开发的,因而需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项进行修正使之适应中国情境。同样地,SU等在研究中采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时,并没有完全采用PARK等开发的6个测量项,而是考虑到文化差异,使用焦点小组方法在中国2个不同的城市进行前测,最后形成了7个测量项以更好地测量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中的关系。

  其一,社会事业建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生。即通过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保证人们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比如教育权、就业权、健康权等等)的公共服务,构筑社会公平的基础。社会事业发展的实质是国家运用再分配手段对与人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相关的领域“去商品化”,并通过这一过程将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之中,将“市场社会”变成“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 ,王绍光,2008)。

发展情境性概念以阐述管理与组织情境特有的现象
“关系”是研究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时运用得最多的概念之一,这与“关系”在中国社会存在的广泛性和对中国管理实践影响的深刻性有着极大的联系。微观上,关系不仅涉及相关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种族、地域、学历和职业等),而且涵盖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员工信任所起到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宏观上,关系还影响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市场转型和现代化路径,从而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扩张和跨国经营,也对中国市场中的渠道沟通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关系的重要性程度存在着差异。

  其二,社会组织建设。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其利益诉求往往都存在差异。人们基于共同利益而成立的社会组织,有助于这些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整合。十七大报告第一次使用“社会组织”一词,提出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社会组织将利益主体整合起来,不仅可以减低利益主体实现利益诉求的成本,而且可以通过组织化力量降低来自其他利益主体的风险。

上述这些变量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紧密相连,不仅在为人处事等个体层面上产生影响,而且还通过企业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和企业形式等在组织层面上发挥作用。在情境化研究中,不仅可以深入挖掘这些相关的概念,而且应该进一步发展出更多揭示中国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概念。

  其三,社区建设。社区是有特定边界的地域性社会关系共同体。一个社区可以是一个村庄,可以是一条街道,也可以是一个小区。社区是人们发生大量日常互动的首要空间,社区建设的目标是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关注居民在居住生活中共同的经济、文化利益,着力培育利益共识和维护机制,从而构建社区功能。社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关系。

2.1.2 测量工具开发的方式

  其四,社会管理。如同市场主体的运行可能带来负外部效应一样,社会主体的行为也可能会对他人造成负外部效应。社会管理是指通过公共权力对社会主体的运行进行管理和规范,以对其可能产生的各种负外部效应加以消解或者控制。这是社会秩序的基本保障。

为适应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需要,高度情境化的研究并不会完全沿用西方情境的量表和测量方法,而是重新开发量表或对已有量表进行情境化修改,使量表真正反映出中国人独有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研究者通常先使用访谈法等形成概念的初始量表,再通过问卷调查获取较大规模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例如,FARH等通过定性方法修改组织公民行为的量表,并使用问卷收集数据以检验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另外,FRIEDMAN等采用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相结合,比较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逃避冲突上的差异及其原因。他们采用定量方法是检验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逃避冲突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而采用定性方法则是为了探索被访者在填问卷之前对于冲突的态度,以更深入地挖掘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逃避冲突上的态度及其所采取的对策。一般来说,在定性方法的选择上,焦点小组和结构化访谈等方法比较常见。研究中采用焦点小组以收集各个层次管理人员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描述,也有学者用来探索新的概念,例如CHEN等发展“关系”的测量项。在“关系”这一概念相关测量项的形成上,以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描述性数据。

  其五,利益调节机制建设。社会公平的问题,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的问题。不同的利益关系,既可能产生团结,又可能带来冲突。利益调节机制建设是指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与机制建设,畅通和规范利益主体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消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或减少利益冲突产生的负面效应,达成一定的利益秩序。“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②离开人的关系,就无法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因此,利益调节机制建设既是相对独立的板块,其内容也内含在前面几大板块中,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JIA等所认定的10篇高度情境化文献中,有2个研究采用了定性方法,发展出2个扎根于中国情境的本土化概念:①从新制度分析视角,NEE采用国家、企业、市场3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过程中,混合经济形式存在的重要性,并提炼出“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这一新概念。②BOISOT等从信息编码和信息扩散方面,通过比较中国与欧洲的现代化道路,同时考虑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家族企业,提炼出刻画中国经济制度形式的新概念——网络资本主义。

  从目前讨论来看,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学理层面,与民生、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管理相比,社会建设中的利益调节机制建设都没有得到应有关注。因此,接下来将围绕中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利益调节机制的变迁,来继续分析前述提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挑战的具体表现;以及,作为挑战应对方略的中国社会建设要跨越的困境。

2.1.3 概念测量的实际操作过程

  

为了使研究更切合中国实际,在高度情境化的研究中,测量概念时的实际操作过程也会依据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特性进行相应的改变。对已有的问卷调查程序或访谈程序进行调整,以提高数据收集的质量。这些技术考虑到“面对面”是中国人建立信任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例如,在中国,由于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谈论其拥有的关系,在对关系这一概念进行问卷调查过程中,研究者通过加入访谈的形式来增加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即使在同一文章的2个不同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差异,“关系”的测量也不一样。例如,ZHOU等在研究垂直关系时,列出8种类型的关系,以“是”或“否”的形式来分别向领导和下级提问,以明确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这种连带关系;在研究水平关系时,提出问题“你开始时如何建立这种联系?”,并给出一系列关系类型以供被访谈者选择。这种操作方式,实际上是根据不同研究对象对已有测量的操作化过程进行了基于中国情境的调整,进一步考虑了情境对概念测量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中国社会建设的三大困境:社会不公平、社会不信任与社会不稳定

相反,与高度情境化的研究相比,低度情境化的研究通常直接将西方概念应用于中国情境中。在概念的测量上,照搬已有的定量研究方法,沿用西方的成熟量表,对中国情境的定性探索较少。在概念测量的操作过程中,采用西方情境的操作方式,没有考虑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特征对操作方式的影响,如TSAI等、LAM等、FEY等。TSAI等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薪酬分配实践和纵向与横向集体主义,其测量都是直接采用已有的西方成熟量表;类似地,LAM等在比较不同文化的员工关于决策制定参与对其绩效方面的影响时,参与决策制定的机会、参与效果、个体和群体绩效、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都使用国外已有的概念和量表,并没有根据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对概念内涵、概念测量方式和量表等进行相应的调整。另外,FEY等在探讨多种文化共存的组织中,高层管理的薪酬激励与知识分享之间的关系时,研究使用的概念都产生于西方情境,其测量一部分采用客观指标,一部分采用西方已有量表(知识分享和共同愿景),并未充分考虑中国文化对激励和分享的影响。这些研究旨在构建普适性的理论框架,或是将中国作为样本来源来检验已有的成熟理论,并没有考虑中国情境特征,这一点与他们的研究目的密切相关。

  

2.2 高度情境化研究在概念间关系构建方面的共性

  无论作为分析的内容还是分析的变量,1978年之后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及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对分析中国利益调节机制的问题都非常重要。

为了有效解释中国情境的独特现象,深入挖掘已有变量间的关系在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中的作用机制或条件,引入源于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是合理选择。

  在启动改革之前,中国占主导的利益调节机制是单位制。单位制的利益调节模式是:所有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用不同的方式将一定资源分配到单位,每个单位都有特定的行政级别和可支配资源;在此基础上,单位为个体提供全方位资源供给(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疗、抚恤救助、养老、丧葬等各种福利)③,并以此实现人们之间的利益调节。在单位制占主导的情况下,其他利益调节机制被吸纳,这表现在:其一,单位隐藏了个体利益差异。在单位制下,通过“国家—单位—个体”这一链条,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都被整合在单位中。单位内部严格的人事管理制度将成员圈定在单位内部,非经领导和上级的批准以及繁复的人事调动程序,成员无法在不同单位间流动。在缺乏社会流动的情况下,人们之间不是没有利益差异,而是这种差异被置换成了“单位差异”并成为常态;同时,单位的利益实现能力与成员个体并无实质性关联,而主要取决于单位在整个国家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二,单位吸纳了其他社会组织。在单位制中,所有的组织都可能是单位,无论是行政单位、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都隶属于单位的上级部门。单位的行动逻辑,很多时候并非其专业属性,而是“上级指示”。与此同时,虽然在国家体系中也设置有工会、妇联、青年团等众多利益调节组织,但是这些组织都被赋予了行政等级成为“类行政机构”并以此而获得资源和生存意义,其功能和边界都变得非常模糊,难以成为有效的利益调节渠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蜕化为堵塞利益调节的因素。

首先,在调节变量上,FARH等将传统性、现代性和性别等作为调节变量分析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由于中国社会倾向于传统性,因此加入“传统性”这一调节变量有利于深入分析中国组织公民行为。同样地,XIE等为了深入分析工作控制与工作需求对员工健康的影响,也加入传统性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员工的传统性如何影响员工面对工作需求时的压力。由此可见,传统性是研究中国情境的重要变量之一。又如在探讨中国情境中,渠道供应商与零售商内部作用机制时,把供应商关系导向和零售商公司间影响等作为调节变量,有助于进一步挖掘中国社会中关系、面子、人情、找靠山等的深层影响。

  “市场机制不仅仅是经济的加速器,它又像一柄利刃,能无情地割断人们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纽带,把他们转化为在市场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个体”。(王绍光,2008)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的影响在于:市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差异。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相对多元化,随着外部资本的进入,中国社会原有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整个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利益调节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建立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利益调节机制,则各种利益主体将处在一个相对均衡状态。但事实上,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利益调节机制却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主要包括传统利益调节机制的失灵、新利益调节机制的缺失以及利益分化问题的“过度政治化”,由此引发并导致了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三大困境。

其次,在中介变量上,FRIEDMAN等采用基于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的关系损害和关系利得作为中介变量来探索中国和美国管理者逃避冲突的差异;而ZHOU等则将关系作为中小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内向国际化、外向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事实上,诞生于关系土壤中的天生国际化企业,与西方中小企业有着明显的差异,其拥有的关系在其对外扩张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见,由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衍生出的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是进行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的一大利器。

  (一)传统利益调节机制失灵: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不公平

然而,在低情境取向的研究中,尽管也引入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来深入挖掘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其引入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不是来源于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而是直接使用根植于西方情境的成熟概念,比如WAN等将环境动荡和组织涣散作为调节变量来探讨企业并购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在该研究中,环境动荡和组织涣散均来自于组织理论,没有考虑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因而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中国情境中企业并购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又如WONG等在探索员工的共同愿景与机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时,加入合作目标、竞争目标和独立目标等作为中介变量,这些中介变量均为与目标相关的不同方面,来源于国外成熟的理论,并不具有中国情境的特征。

  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中国单位制日渐解体,中国总体性社会中的“国家—单位—个体”的关系链逐渐转变为“国家—市场—个体”的关系链。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论述的,由于市场经济天然地鼓励竞争和优胜劣汰,纯粹的市场竞争必然会产生较大的利益分化。另一方面,国家不再垄断所有资源,在许多领域也不再是直接的资源分配者,国家介入和解决利益冲突的能力弱化,传统利益调节机制逐渐失灵。在这种双重压力下,急剧扩大的利益分化不但会导致社会群体间的相对剥夺感,而且会导致群体对国家的疏离,并加剧利益冲突。

2.3 高度情境化研究在解释逻辑方面的共性

  其一,相对剥夺感源自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倪志伟等人的“市场转型理论”④认为,随着市场机制在中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分配机制,体制内群体(比如干部)拥有的分配资源的权力会被削弱,其社会经济地位会下降。但边燕杰和罗根(Bian
Logan,1996)的“权力维续假设”则认为,政治资本要素并没有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消失,恰恰相反,市场化改革使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利润大大增加。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新生的市场经济与残留的计划制度相结合,形成了新的不公平交易机制:在计划时代的实物经济基础上,权力控制的资源不少,但由于没有市场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儒家学说是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思想,典型的如关系、五伦、人情等学说,可借以作为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的理论逻辑。比如,FARH和他的合作者在开发中国的组织公民行为量表和探索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的过程中,不仅采用儒家思想的逻辑去构建调节变量,而且在组织公民行为的量表中也出现了人际关系和谐与保护公司资源等具有中国文化典型特征的维度,这是中国社会注重维持和谐的关系和家族主义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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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内在逻辑的构建上,五伦(君臣、父子、夫妻、老幼、朋友)是出现最多的理论,儒家思想定义的中国古代社会核心的5种社会关系即为五伦,构成了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如FRIEDMAN等对比研究中美在逃避冲突时,特别是与比自己更有权力的人发生冲突时,中国人更倾向于逃避冲突的假设,就是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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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JIA等的结论,大量基于中国样本的文献并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作为研究的逻辑基础,而是直接运用西方的理论逻辑来解释中国独特的文化和现象,比如,BRANZEI等在研究绿色战略在中国企业的形成时,使用控制理论作为主要的研究逻辑来推演假设。研究选择中国情境是因为中国是合适的试验场,而并非为了深入挖掘契合中国情境的理论。又如在HE等的研究中,虽然提及了集体主义,但只是区别了集体主义的2个维度,并未将其作为理论逻辑,也没有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因而其研究中没有加入中国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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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关于如何做情境化研究的必要步骤以外,在中国的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中也应该注意以下几点:①不能将已有的、比较成熟的中国元素生搬硬套到中国的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的研究中,好的情境化研究不仅要重视概念,还要包括概念间关系和理论逻辑的情境化,只有在对三者重视程度都较高的条件下,才能构成一项好的情境化研究;②在变量测量方面,不能仅仅翻译西方的量表或直接采用西方情境的测量方法,而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的实际情况,采用切合中国情景特征的测量量表和操作方法;③要真正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一个企业的运行模式,纯粹通过二手数据和已有文献,或者到企业走走过场可能会受到质疑。只有真正深入到企业中,与企业员工和管理者进行交流,特别是到深受中国社会和文化影响、对市场反应最为迅速的中小企业中去深入挖掘这些管理现象背后的原因,扎根于企业实践,才能准确地把握情境化研究的关键变量。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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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链接:/data/64311.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3 结语

只有从事中国的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才能真正洞悉中国管理和组织的内在规律。那些一味在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中检验国外模型的研究不能提供切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指导。应该专注于探索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的独特性以及这些情境要素发挥作用的机制,根据具体的情境发展有意义和有效的测量指标和方法。这是发展中国的管理和组织理论的重要途径。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10篇有代表性的高度中国情境化研究的论文,探索如何在中国开展情境化研究,分别从概念、概念间关系以及其解释逻辑3个方面总结了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的特征,为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提供了一些可行的步骤和方法。在概念的来源和测量上,应将西方成熟概念进行情境化修改,或者发展新概念阐述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特有现象,并在测量中采用符合中国情境的操作方法;在概念间关系方面,通过加入情境化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来深入探索概念间关系;在研究逻辑上,应真正反映出中国人独有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将儒家思想作为研究的基本解释逻辑。同时,本研究也指出了低度情境化研究的特征,试图通过将高度情境化研究与低度情境化研究进行比较分析,使致力于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的学者获得更加准确和深入的认识。另外,中国情境化研究的主题需要切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例如NEE的研究关注中国市场转型这一重要问题;在研究团队方面,应选择对中西方2种情境都有着深刻认识的学者,比如NEE、SU等,ZHOU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