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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到底是“偶然事件”,还是蓄谋已久,历史早已给出了明确答案。但是,一直以来,日方却借“研究”之名,提出所谓卢沟桥事变“偶发论”“第一枪之争”等,试图搅浑原本清澈的历史湖水,掀起掩盖真相的历史尘埃。对于日方类似混淆视听的谬论,必须坚决予以澄清批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东方会议是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而召开的重要会议。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组阁。田中义一是一个恶迹昭彰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他一贯主张“经营大陆”,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田中内阁上台后更是加速了侵华步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田中在7月7日的会议上,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确的侵华方针《对华政策纲领》。《纲领》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在公开发表的“纲领”中,一开头就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

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近代日本走侵略扩张道路的必然结果

在日本侵华史上,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对华政策纲领》勾画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的“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攫取整个东北,加快实现大陆政策。“满蒙特殊论”则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根据。东方会议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侵略图谋可谓由来已久。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就提出要攻略朝鲜,进取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日本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佐藤信渊也宣称:“今世界万国中,为皇国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故皇国之征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取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这些主张侵略扩张的思想,对后世日本影响极大。

7月25日,田中义一又向日本天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这就是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奏折极其露骨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奏折还明确提出了侵略步骤:“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
田中义一还主张对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铁血主义”——武力征服的手段。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在走上近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为推进侵略扩张政策,明治政府一方面积极推行所谓的“国民皆兵主义”,实行“强兵富国”的侵略方针,另一方面通过军事改革迅速确立了军国主义体制。

《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于1929年12月被南京出版的《事实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英、美、苏等国报纸也相继予以披露。日本当权人物则矢口否认。然而,事实证明,《田中奏折》勾画了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陆扩张政策”的一个总蓝图,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根本遵循就是所谓的大陆政策。1875年后,日本明确提出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清国“地泽财丰,兵数不下百万,其幅员人口与全欧洲比齐”。因此,日本对华“兵备之急,犹如渴饮饥食”。1890年12月,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绝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山县有朋的这个演说为侵略扩张制造了“理论依据”。正是以山县有朋的“二线论”为标志,日本企图武力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大陆政策正式形成。

在既定方针政策的指导下,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先是占领台湾,夺取侵略中国的南翼,之后又在中国大陆获得了重要的战略基点,这就是租界旅顺大连,经营南满铁路,从而形成了侵略中国的北翼。这种态势,大大增强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

1927年6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同年8月,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针对侵略中国东北作出具体安排。东方会议是日本历届内阁中规模最大的制定对华侵略政策的会议。会议确定了“满蒙”独立的方针、确立了武力侵略中国的诸多具体原则,将大陆政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了对华侵略图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第一次东方会议后,主持会议的内阁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奏折中说:“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健也”。

虽然长期以来日本国内一些人士竭力否定这份赤裸裸的鼓吹对华侵略奏折的存在,但是东方会议后不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事实上,日本的对华侵略就是按照田中奏折的轨道运行的,充分体现了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扩张政策的连贯性和走上侵略道路的必然性。

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国际局势剧烈变动和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必然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等国发展很快,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为适应对外扩张和争夺霸权的需要,德、意、日奉行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世界格局,企图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因而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1936年11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之后,意大利也加入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矛头针对苏联,同时也是对英、法、美等国的示威。它的签订,表明德、意、日以反苏反共为纽带,在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方面达成默契,结成了威胁整个世界和平的侵略集团。

日本一方面利用反苏反共的口号,另一方面对英、美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企图排斥英、美在中国的势力,并进一步把西方列强支配下的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英、美等国虽然同日本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但仍企求妥协。因为它们更为关注的是德、意引起的欧洲紧张局势或本国的问题。它们害怕日本配合德、意在东方对它们实行攻击,同时也敌视社会主义苏联,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会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因而不但不制止侵略扩张,反而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甚至阴谋以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为代价来缓和同日本之间的矛盾,并把日本军国主义这股祸水引向苏联。

从日本国内形势看,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连续策动兵变和政变,导致日本内阁更迭频繁,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1936年2月26日政变上台的广田内阁,进一步加强了军部法西斯势力对政府的控制,并加紧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推进国民经济军事化进程,并大大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1936年4月,经天皇批准,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扩大编制,兵力增加近三倍,形成多兵种的军事集团。9月,日军强占北平西南门户丰台,积极展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部署。

为保证这一侵略计划的顺利执行,日本1937年度的国家预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30%,其中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将近一半。维持这样巨大支出的主要手段是大量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这就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加上1937年开始的新一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的所谓准战时经济体制面临困境。日本人民深受扩军备战所带来的痛苦,对受军部操纵的政府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有反映。1937年年初,广田内阁因军部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激化,被迫总辞职。这时,日本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又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趋向合作而联合尚未牢固,英、法、美给予国民政府一定的援助但态度并不甚积极,于是便急于乘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来缓和国内矛盾,扩大它在中国大陆的殖民统治,加强同英、法、美等国及苏联对抗的地位。

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法西斯精心谋划和准备的必然结果

日本对华侵略的长期部署,到1935年有了进一步加强。这一年5月,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完成了《帝国国防方针》的第三次修改。同年6月,《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经裕仁天皇批准颁布。

新修改的《帝国国防方针》强调:“根据帝国国防的本义,充实国力,特别是军备,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稳定东亚的势力,同时付之以相应的外交活动,以确保国家的发展,一旦有事,制敌机先,迅速达到战争的目的。”“帝国国防所需兵力,必须足以控制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满足帝国国防方针的要求。”《用兵纲领》则表示:在中国的作战,“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和日本侨民。”“为此,陆军在击溃华北方面之敌,占领京津地区的同时,应协同海军攻占青岛,并占领上海附近。”“海军在协同陆军攻占青岛的同时,协同陆军占领上海附近并控制扬子江流域。”

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在完成《帝国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的修改后,展开新的政治攻势,促使议会通过适应扩大对外侵略的基本国策。1936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部作出《国防国策大纲》。这是一个涉及军事、外交、财政等各方面的国防政策纲领。8月,在有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上,通过了所谓《国策基准》。

《国策基准》指出:“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确保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成为东亚安定势力的地位,应充实必要的国防军备。”《国策基准》强调,要“以上述根本国策为轴心,统一调整内外各项政策,力求适应现在的形势而实现刷新国政。”

《国策基准》首次把北进和南进两个方面并列为国策,明确制定了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的全面侵略计划。由此,日本的战争准备全面升级。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36年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制定的1937年作战计划,强调:“根据华北、华中以及华南地区形势,以击溃必要方面的敌人,并占领各要地为目的。”“决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集团军外,根据情况再追加3个师,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进行作战。”“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9集团军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线,考虑到作战规模将会因此而扩大时,限定在这一狭小地区,对我战略态势显然不利,因此,计划调新编第10集团军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集团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占领和确保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在内的三角地带。”“对华南的作战计划,同去年度一样,计划大致用1个师的兵力。如此,按去年度计划充作对华作战的兵力为9个师,而昭和12年度增加到14个师。”日本海军方面认为,根据部署,限定局部作战是不现实的,“必须作出全面战争的计划。”

为了贯彻1937年度日军侵华作战计划,便于侵华日军各兵团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日本陆军参谋部又发出《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具体规定日本陆军在华北方面作战的作战要领,强调:“以主力沿平汉铁路地区作战,击溃河北省南部方面之敌,并占领黄河以北的各要地。此时,可根据需要以一部自津浦铁路方面协助山东方面作战军作战,也可根据情况,向山西及绥东方面进行作战。”《要领》规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之任务”是“作战初期要以原有的属下部队确保天津、北平、张家口,可能的话包括济南等各要地,为在华北方面的陆军初期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尔后的任务随机而确定。”

到这个时候,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经箭在弦上。于是,日本再次采用“制造借口”的惯用伎俩,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发动。中国人民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展开了气壮山河、血战到底的全国抗战,从而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