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养老方式与我国养老方式变迁趋势

一、引言

  文/薛梅(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海都闽南网讯
“目前宇航社区有900多位‘空巢老人’,他们多年没有子女的陪伴,很多人除了能从子女那里得到基本生活费外,几乎和孤寡老人一样,要独自承担生产和家务劳动,独自面对就医、维修房屋、取暖等很多生活难题,孤独地度过晚年;还有相当数量的老人与子女分居,处于隐性空巢状态,缺少必要的日常生活照料,精神生活贫乏。”长春市绿园区宇航社区主任助理武智文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

人均寿命与生育水平的反向变动使得中国的老龄化水平越来越高: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大陆60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26%,其中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是高达15.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更为严峻的是,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劳动力外流严重、社会保障水平低,传统养老模式难以承载养老重负,使得中国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探讨新的养老途径成为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必然趋势。人民日报2015年1月23日指出,不能期望基本养老保险解决所有的养老问题,仍需要家庭和个人做好社会保险之外的功课以实现“老有所养”。

  老而弥坚、老当益壮,当然值得称颂。可是当垂垂老矣,人们需要面对更多的恐怕是病痛与孤独。当我们老去时,任何人都希望拥有强大的经济后盾。而在几千年东方文化浸淫下,我们更希望能儿孙绕膝。做好经济和精神上双重准备,才是解决养老首当其冲的关键。而现实看来,养老形式越来越严峻,养老终究还是一个沉痛的话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养老方式、养老模式的改变和调整”,会面临“家庭养老的弱化和自我养老的强化”。

记者在吉林省采访时发现,部分地区“空巢老人”数量巨大,养老机构严重匮乏,不断扩大的老龄化群体给现行养老保障制度及社会稳定提出严峻考验。对此,专家建议,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新兴社会养老模式,探索社会化、多元化、多渠道、市场化的综合养老道路,构建全方位的养老服务体系。

发展型福利(DevelopmentalWelfare)理论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福利理论,强调个体责任,倡导个体在享受外在福利的同时积极履行自我职责,以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经济发展,对于化解中国农村养老困境具有借鉴意义。该理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人口老龄化、结构性失业等社会风险与挑战日益严重的背景之下,当时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主张新的社会福利制度应当具有社会包容性,也就是鼓励个人创造性,但个人也要承担对应的风险,从而将福利开支方向由福利消费支出改为教育、培训、创造就业机会等社会投资支出。美国社会福利学者米奇利也提出了把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整合起来的发展型福利思想。可以看出,发展型福利理论强调受益与职责对等,反对通过消极的再分配手段对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主张福利接受者自立自强,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倡导工作导向型福利政策,通过培训和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化解技能缺乏产生的社会排斥问题;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原则,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社会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因此,该理论有助于建立一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解决个体生存发展问题的制度化、动态化、可持续的福利体系,该体系既能解除社会成员后顾之忧,又能使其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是增进其幸福程度的基本途径。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提高的过程或全部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的过程。按照国际上常用的衡量标准(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这个国家即为老龄化社会或老年型国家),中国早在2000年即已迈入了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
7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 26%,65岁及以上人口为1.
1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
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
91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较快。

养老需求:从救济到养护

发展型福利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迅速发展,并在中国反贫困政策、儿童与家庭政策等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如何将这一理论的科学与实践价值应用到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中,把养老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值得探讨。本文提出老年人应从被动养老转为主动养老,养老制度设计理念应从“强政府+弱个人”向“强政府+强个人”转变,充分发挥老年人价值,并强调精神养老的重要性,以实现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和幸福老龄化。

  老年人增多,高龄比例加大,就意味着需要别人来照顾的老年人规模不断扩大,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预计到2023年,我国老年抚养比将会超过少儿抚养比,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抚(赡)养的重点将由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具体而言,中国老年人口的抚养比1982年为13%,2000年增加到15.7%,2020年上升为25%,而2050年则剧增至45%。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必然会增加对社会照料的需求,目前我国在老龄化、计划生育导致的家庭结构变化的社会背景下正在逐步形成一些养老方式,在养老方式形成的过程中理论研究者给出的理论分析是:国家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既承担着政策指导作用,同时,也有对养老方式构建的引领作用。由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几种典型的养老方式,以便了解各种养老方式背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因此所决定的养老方式也不同。

据介绍,吉林省早期的养老机构是为“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义务赡养人或者扶养人)老年人提供救济、养住和生活照料服务而设的社会福利机构。上世纪90年代起,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开始突破传统的“三无”界限,逐步开展自费住养服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并没有跳出“福利机构”的局限。

二、中国农村养老采用发展型福利模式的必要性

  法国:完全型社会养老

长春市朝阳区祥和安养院董事长宁殿军从事养老事业已经20多年了。他现在经营的安养院是2000年建设的,建筑规模一期14400平方米,二期12700平方米,主要面向贫困、弱势群体,收费标准目前为每月300元至1000元。

典型养老方式与我国养老方式变迁趋势。1.农村老年人面临较大的养老经济风险

  法国成为老年型国家已有136年的历史。相对其他西欧国家法国老年人口比重高,总供养系数大,人口预期寿命长,法定领取退体金年龄低。法国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退休人员增加,公共退休金支出加大。法国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专家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老年人社会福利的领域骤然扩大,无论在资金来源、资金分配、目标人群、服务方式以及服务的提供者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大背景下发生的,而且这种变革仍然处在快速推进和演变中。

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改变,让缺乏现代知识和生活技能的农村老人日益边缘化,出现了“老年贫困场域”现象。由于知识、技能的缺失,农村老年人主要谋生手段就是种地,而随着劳动能力的丧失,土地这一唯一的经济来源也会丧失,只有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年轻人进城务工甚至定居,而子女的外出务工并不必然增加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甚至会使父母的福利受损,比如增加了父母的农业劳动负担、隔代化家庭需要父母帮助带孩子,而举家在外打工的子女对父母的汇款更少。[1]而且,与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相比,由于子女外出导致原本可以用日常照料及情感慰藉部分替代经济支持的状况也消失了。2010年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年均收入4756元,支出4759元;49.3%的老年人处于“空巢”状态,其中9.7%的老年人属于“独居”状态,余下的39.6%与配偶同住。[2]上述情况导致农村老年人是一个生活缺乏经济保障、经济脆弱的相对贫困群体。[3]

  1.增加用于老年人的支出;

在福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11年底,吉林省共有各级各类养老机构1020个,床位总数59959张(不包括农村福利中心624个,床位数7.7万张,入住老人3.3万人),分别比2007年增长63.6%和71%。2010年起在全省启动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并连续三年纳入省政府确定的民生事实之中,目前已建成1259个,占全省社区总数的86%,2012年实现全覆盖。

2.养老金制度面临极大压力

  2.鼓励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目前吉林省60岁及以上人口数为37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3
.66%;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3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8.38%。”吉林省政协委员田玉山在今年吉林省“两会”上说,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老龄化状况城乡和地域差别明显,是吉林省老龄化进程的主要特征。

虽然2009年开始试点的“新农保”发展迅速,但仍存在养老金替代率偏低的问题,原因在于目前的缴费水平和筹资机制有待完善。假设参保农民从45岁开始缴纳保险金,15年内每年按照最高档次500元缴费,年利率按2.5%计算,在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时每个月仅能领取123.63元,即便按照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896元来计算,其替代率也只有16.7%。而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仅靠养老金生活,那么替代率一旦低于50%,生活水平就会大幅度下降。

  3.鼓励生育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

记者在吉林省采访发现,部分地区“空巢老人”数量巨大,养老机构严重匮乏难以满足需求。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州“空巢老人”约13万人,很多社区、村屯“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全国“空巢老人”帮扶试点村———汪清镇东明村“空巢老人”达到老人总数的70%。

更为严重的是人们认识上的误区:总以为社会保险可以解决所有人的养老需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63%的居民认为退休养老要靠政府。而新农保制度存在的筹资机制不健全、渠道窄、集体补助金缺位、统筹层次低等问题,使得新农保基金规模小、保值增值难、资金运营风险大。2015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状况令人担忧:2013年19个省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缺口合计1702亿元,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勉强维持基金的运转,养老保障水平继续提高的潜能持续下降。

  4.吸收外籍年轻工人入境,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

吉林省政协常委、省民盟副主委关今说:“家庭小型化、空巢家庭和独居老人的增加,家庭赡养功能弱化,使家庭养老走进死角。使不少人陷入‘干事业’与‘孝敬老人’的冲突当中。这也是传统的居家养老的难题。同时,现代社会多元化的趋向使老年人群对养老的期望值逐步增高,传统的机构养老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老人对生活品质的需求。”

3.农村社区养老发展滞后

  5.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养老挑战:广覆盖重均衡

机构养老能力的严重不足、家庭养老功能日益衰弱,使得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迫在眉睫。全国老龄委联合其他九部委于2008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指出,家庭结构的变迁、人口流动性增强和老龄化进程加快,导致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构建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是破解中国养老困境的重要出路。该体系要求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成立具有完备信息系统的养老服务中心,依靠社区、志愿者等力量为居家老人提供全方面服务,但受制于农村落后经济的制约,农村基本上没有开展这样的养老模式。[4]

  在养老设施上,法国人忌称养老院,而称公共机构。这种为老年提供居住方便的福利设施,大体上可分为四类,即收容所、老年公寓,护理院和中、长期医疗医院。对低收入的老年人国家还给予福利费用予以补贴。收容所设在社区,使老年人不脱离社会。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医疗康复、精神文化等需求日益凸显,养老服务问题日趋严峻,传统养老福利事业模式无论从量的规模上还是在质的结构上,都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应用发展型福利理论解决中国农村养老困境的路径

  瑞典:福利型养老

长春市民政局福利处处长冀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长春市有200多家养老机构,床位数超过民政部规定的3%的标准,但是分布不均、类型不合理的情况依然存在。

发展型福利的基本思路是致力于福利主体的自立自强,将其变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动参与者,与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所倡导的鼓励老年人发挥体力、社会、精神潜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理念不谋而合,将这些理念与中国农村养老现状相结合,有助于解决中国农村面临的养老困境。

  瑞典是“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的国家,又称“北欧福利模式”的创始者。该模式有六原则:

“公办的养老机构重点面向贫困群体,民办的则主要偏重于低端,中高端的养老机构还很少,特别是社会力量兴办的高端养老机构介入有限,当然这也跟地方经济发展现状以及企业家投资取向有关系。”冀莉说。

1.转变观念,积极发掘老年人价值

  1.普遍性的福利原则;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在我国很多城市,设施、环境、服务较好的中型养老机构大多远离社区,且收费相对较高,使得床位的实际利用率较低。以长春市60家民办养老机构为例,4623张床位入住3352位老人,入住率为72.5%。但是部分规模小、档次低,设施条件、服务水平都较差的养老机构,床位却供不应求,人满为患。

发展型福利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创造性地提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而非对立关系。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养老等社会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附庸,是通过再分配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不公正和不平等问题。人们在担心老龄化问题的同时,也必须深刻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老年人需要社会抚养,带来了养老保障支出和社会服务人员配备的压力,老龄化是“人口红利”的对立面,但“银发产业”的发展也给产业结构转型、就业率提高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及医疗条件的提升,现在70岁左右的老年人一般健康状况良好、精力充沛,如果让这些具有丰富职业经验和工作技能的老年人继续服务家庭和社会,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对老年人口实施财富的再分配(比如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也可以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5]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很多老年人通过定期照护孙子女的方式实现对家庭的支持;通过在组织和协会做些退休后的工作,对年轻一代提供经验支持,也能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尤其在中国,尽管传统的“崇老文化”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但其仍然主导中国的主流社会价值,合理、有序地增加与老龄化相关的社会性支出,有机整合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社会成员的信心。

  2.有一个强大的公共执行部门;

部分地区养老机构明显不足,有钱却买不到养老服务现象普遍存在。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嘉源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玉芝介绍说,越来越多老年人养老观念逐渐转变,希望住进养老机构,可养老机构却难以满足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受资金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农村社会养老机构设施设备简陋,供养标准明显偏低,集中供养老人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有的农村福利服务中心由于建设年限已久,房屋主体损坏严重,防火设施不达标,存在安全隐患。

2.自给自足,鼓励老年人自我养老

  3.以国家税收作福利基金的来源;

关今认为,长期以来支撑社会保障的政府财政,将无力承担面临大规模扩张的老年保障支出,目前已经入不敷出。政府财政还需每年多支付千亿元以上的财政资金,以弥补养老基金的不足,即使这样也很难满足社会的养老需求。

吉林大学主持的有关新农保调查以及仇凤仙2014年在安徽进行的调查都显示,80%的老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土地,希望通过耕种土地的微薄收入来保障晚年生活,而对于无力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村高龄老年人,可以由老人自己或者通过政府集中回收,然后承包出去,获得租金收入。以仇凤仙所调研的安徽李村为例,老年夫妻耕种6亩庄稼地,年净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足以应付老两口的日常开销,而且对于身体状况较好的老人在农闲时还可以在附近的承包田务工,每天可以获得30元左右的劳务费。[6]大多数农村老年人还可以通过饲养鸡、鸭、鹅、猪、羊等家畜家禽,既能解决自身消费需求,剩余部分还可以出售,以补贴家用。还有老年人通过代际交换获取收入,预留晚年生活费,比如替外出务工的子女照看孩子,往往会收到子女的汇款,老年人就会把花剩下的汇款积攒起来,以备养老。

  4.公民和居民享受福利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不仅如此,当前我国养老服务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亟待加强和提高,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多为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下岗人员,文化水平较低,年龄偏大,缺乏专业的素质和技能。护工队伍建设滞后,护工短缺,服务水平低,与服务对象比例失衡等问题普遍存在。

3.优势互补,探索互助合作养老

  5.待遇人人平等;

同时,专家认为,多头管理不利于民办养老机构发展,一些优惠政策的落实耗时较长。据了解,目前吉林省养老机构处在民政、老龄委、消防、公安、防疫、街道等多部门的管理之下,各涉老部门之间缺少足够的协作与沟通,没有形成合力。相关部门对民办养老机构在咨询、登记、办消防证等具体业务中缺少详细、规范的指导,致使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无抓手,甚至还有一些机构因各种原因无法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处于办与不办的两难中。

贺书霞2014年实地调查了江苏镇江丹徒区辛封镇大圣寺创办的安养院,里面居住的老年人日常的生活方式属于典型的互助合作养老模式。安养院的创立者大圣寺住持昌法法师幼年丧父,母亲病逝时又因为自己身在外地而未能见上最后一面,遂立志善待天下所有老人,于2000年创办安养院“帮天下儿女尽孝、替世间老人解难、为党和政府分忧”。该安养院常年住着近200位平均年龄82岁的老年人,他们从清晨三、四点开始一天的忙碌,厨师早晨六点开始做饭,老人们义务打下手,所需蔬菜大部分都是老人们自己种植,既经济绿色,又通过劳动锻炼了身体。安养院还利用老年人的工作经验和知识技能开设了医疗室、针灸室,由70多岁的退休医生和退休针灸师义务服务,奉献他人,快乐自己。平时的日常照料中,低龄的照料高龄的,身体好的照料身体差的,大家优势互补。这种互助养老模式的结果就是近200名老人,只聘请了3~4名护工,大大降低了养老成本,而且提供了老年共同生活平台,充分利用了农村“熟人文化”的优势,使得老年人身心愉悦。[7]

  6.有较高的社会津贴水平。

养老发展:要政策需投入

4.积极参与,实现幸福老龄化

  养老保障是瑞典福利政策的重点之一。瑞典老年福利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使老年人有可靠的经济收入来源、良好的住房条件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并有机会参加各种有意义的社会活动。

专家认为,着眼长远,还应探索社会化、多元化、多渠道、市场化的综合养老道路,构建全方位的养老服务体系。首先,政府部门要加强对社会养老机构的组织领导,制定完善并贯彻落实优惠政策,形成以民政部门为牵头单位的养老机构管理体系,由民政部门统一管理,各涉老部门要积极协调配合,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形成工作合力。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取决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方面。当前,中国老年人养老除了面临经济困境,孤独感和缺乏情感交流是老年人面临的又一难题。研究发现,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10%有孤独感,这一比例还会随年龄的增加而上升,[8]而这种孤独与缺乏社会支持高度相关,[9]并对老年人的归属感、安全感、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成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10]中国农村家庭小型化以及人口强流动性,导致大量的老人滞留在农村,子女对老年人的代际支持,基本是用经济支持代替了日常照料与情感慰藉,使得“空巢”老人日益孤独和寂寞,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生活满意度作为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指标,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状况最常用的指标之一,已经引起许多经济学者的广泛兴趣,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11]因此,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缓解其抑郁情绪?

  美国:社区—国家型养老

加大对公办养老机构的财政投入与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力度在促进我国养老事业发展中也非常关键。对此,吉林省民政厅副厅长潘占学认为,积极推进社会化养老机制发展,政府在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之后,第一件事是要投入,每年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财力划出经费。“经费要真正用到养老事业上,比如说对机构养老的补助需要有相应的管理机制,要避免政府经费流失掉,保证需要扶持的养老服务机构得到实惠。”潘占学说。

虽然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因素至关重要,但由于我国社会保障起步晚,保障程度低,难以完全依赖增加经济保障水平来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而且这一途径还存在“幸福悖论”现象,而“幸福悖论”的公共政策涵义就是任何旨在通过增加物质因素提高个体福利的计划都是无效的,[12]其原因在于物质因素可能导致的幸福感边际效应递减更快以及容易产生攀比效应,造成社会福利损失,非物质因素虽然难以为人的认知思维所把握,但其影响却更稳定,对于提高生满意度更有意义。[13]

  美国是1944年成为老年型国家,老龄化发展速度比法国和瑞典快,比日本和英国慢,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美国老年人口比重在七大工业国中是最低的,美国老人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很少,在丧偶的老年人中,与子女同住的母亲比父亲多两倍。有成年子女的老人与子女的联系很频繁。美国的家庭属于核心型,三代同堂的很少,不到家庭总数的3%,但老人住养老院的仅占老年人数的5%。

在我国目前老龄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专家认为政府部门要相应增加本级财政对养老事业的资金投入,可以先建立具有示范性、指导性的集休闲、娱乐、康复于一体的多功能社会福利机构,在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同时为养老机构的规范和日常管理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帮助。

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途径很多,但对于中国农村来说,由于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低,可以利用的经济而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有社区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在较高社会资本的社会中,公民具有较高的社会参与性、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及较高的对公共机构和组织的信任度,会对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等各个方面产生积极效应,从而提高人们的幸福感。Becchetti等通过因果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在生活满意度上有很强的正效应。另外,相对于有亲密关系网络的老人,缺乏社区关系的老人死亡率更高,原因可能是通过关系网络可以获取更多的健康信息,接受更健康的行为,减缓社会压力,增强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进而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与生活满意度。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较强的社会网络对老年人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的影响非常显著。

  美国设有老年保险为强制性保险、老年医疗保险、老年医疗救助。老年人养护之家收患慢性病的老人、家中无人照顾和护理的老人,养老院、老年公寓对老年人退休后的再就业给予鼓励和帮助,1967年制定《禁止歧视老人就业法》,1978年由总统签署《未满70岁不能强制退休》的法案。美国人的养老方式偏重于社区照顾,同时国家为老年人提供各项保险,应该属于社区—国家型的养老方式。

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行业管理”的多元化形式可以在全社会广泛发展养老事业,建议实行民办公助、公办民营、委托管理、合资合作、购买服务等多种措施,促进民办养老机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应该完善政府为民办养老机构购买公益性岗位、资助床位等扶持政策,在土地、税收、物价等方面给予优惠,并确保落实到位。积极吸纳民间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缓解社会养老工作的压力。”冀莉说。

但由于生理机能的衰退,老年人社交活动的对象、规模、频率日益萎缩,逐渐从社会活动、社会角色中脱离,在社交活动中被边缘化。因此,农村老年人应学会丰富精神生活,多参与社交活动,多与邻里交往或参加文体娱乐性活动,多参与环境保护或政治运动,加入民间合法的非正式团体、协会,多去所在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积极参加类似“广场舞”的舞蹈队或其他锻炼队,多赶集等等。

  英国:“从摇篮到坟墓”养老

据冀莉介绍,目前长春市的养老模式是“90、7、3”,3%的老人进入机构养老;7%的老人借助社区力量,在日间照料站等机构解决临时托养、吃饭问题;90%的老人则是居家养老。可见,居家养老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中之重。

四、结论及建议

  英国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末继法国、瑞典和挪威之后成为进入老年型社会的国家。英国的老年人普遍认为子女有自己的生活要料理,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应当互为拖累,应彼此为对方做出牺牲。在这种广为流行的“自己家的钥匙自己管”的观念下,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同住率很低。在英国,老年人享受公费医疗,有专门为老年人设置的“老年人医院”,英国的医疗机构与社区结合,配备老年人健康访问员,按照医师的建议与指导定期到老年人家中探视,提供治疗、康复、营养等方面的建议。此外还有家庭服务员,提供饮食服务、办老年人俱乐部等等。英国人退休年龄为男70岁,女65岁以减少福利开支的不足。英国人的养老方式属于社会福利型、社会与社区结合的方式。

对此,专家建议建立对社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扶持机制,给予每个街道、社区一定的专项工作经费;还要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给予适当资助,对社会力量投资居家养老服务给予适当补贴,并在场地、工商、税务、水电、煤气等相关方面给予优惠支持,激发其参与积极性。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挑战,目前学术界及政府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正式制度—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但这一西方高福利政策的产物,正面临社会养老基金破产的危机。中国超前于现代化的老龄化突显出国家在制度、物质、文化等方面的不适应,迫使中国的养老制度在关注再分配功能的同时,必须关注生产性的社会投资功能。发展型福利模式在肯定救济性社会政策的基础上,反对过于强调福利供给和收入补助的福利模式,主张弱势群体对经济过程的参与,但并不是盲目鼓励所有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而是结合老年人群体自身特点,综合运用救助性和发展性福利工具,增强抵抗养老风险的能力,削弱“福利依赖”,从政府包揽转向寻求“自主与自我发展”。必须明确的是,以发展型福利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并不否认国家、家庭、社区的养老作用,而是主张建立“国家+社区+家庭+个人”的多层次养老模式。

  日本:家庭—社会型养老

参考文献

  在工业发达国家中,日本是进入老年型社会最晚的国家,但是日本在成为老年型国家以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之快,在发达国家中名列首位。日本由于东方的传统文化和长子继承父业的习俗,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较多。随着工业发展传统大家庭逐渐解体,核心家庭增多,家庭规模缩小,不少老人与子女实行分而不离的方法互相照顾,有些进入80岁才与子女同住。日本政府于1986年发表《厚生白皮书》要求建立以个人自立、自助为基础,家庭和社会为依托,国家为后援的“健全社会”。1995年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在《重新构建社会保障体制》的报告中,正式建议引入护理保险,保障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护理服务需要。日本人的养老方式属于家庭—社会型的,这和日本受东方文化影响有关。

[1]李强,毛学峰,张涛.农民工汇款的决策、数量与用途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8.

  中国:家庭—社区型养老

[2]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状况追踪调差报告[R].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进入老年型社会,比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晚了许多年,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显现出比发达国家速度快、来势猛的特点。不仅如此,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还表现为超前于经济发展。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弱,准备不足。而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同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速度之所以如此之快,是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急剧下降造成的。人口老龄化发展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导致老年赡养系数和总供养系数上升。在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核心化以及老年人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一方面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增多;另一方面家庭照料老年人的资源逐渐减少,需要通过发展社区服务来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是我们的历史选择。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程度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化。”中国人的养老方式显然属于家庭一社区型。

[3]李晨.农民养老: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N].科学时报,2007-03-07.

  一定养老模式的产生、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就中国社会的情形而言,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产物。为什么农耕经济造就了家庭养老呢?学者李晶认为,“自古以来,传统中国社会的生计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的特点是需要靠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来共同运作的,而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正好符合了这种小团体的要求,因而家庭就成为传统中国社会里最重要的运作单位”。这种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得家庭不仅成为生产单位,也成为养老的单位。在这一生产方式下,“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除了维持家庭成员的生存需要外,它的剩余产品和积累留在家庭内部。到了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家庭成员主要是子女理所当然地应负责对老人的经济赡养。又因为家庭是建立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共同生活的群体,因而家庭成员还担负着对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与此同时,农耕经济还产生了家庭养老的文化伦理基础,即崇老文化、孝文化。

[4]刘娜,“新农保”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研究[J].东岳论丛,2014.

  不过,当近代中国走向谋求现代化的道路之后,上述农耕社会的种种经济背景却发生了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日益加速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严重冲击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现在,很少有家庭还具有生产的功能,绝大多数家庭成员已融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洪流中;即便在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也越来越弱,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村中青年人获取经济资源的重要途径;而家庭生产功能的弱化又削弱了父辈对子女的控制,从而使家庭养老的实施也变得困难起来。与此同时,“少子老龄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也使得养老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另外,人口迁移(包括流动人口的流动)拉大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居住距离,这使得老年人的照料问题因人力资源的缺乏而趋于严峻。凡此种种,亟需养老方式、养老模式的改变和调整。

[5]马瀛通.人口红利与日俱增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J].中国人口科学,2007.

  现代社会也为老年人的自我养老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更棒的身体,更高的文化程度,更多的收入,更少的子女,更多自己的发展时间和空间等。在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随着父辈退休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子女给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会降低,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功能在未来也因此会减弱。而父辈的每月总收入(主要表现为退休金收入)同时也是影响城市老人是否有养老储蓄的因素,不过在这里它是一个正向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加,城市老人有养老储蓄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因此也可以预测,随着父辈收入的不断增加,城市老人有养老储蓄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因此自我养老的经济供给功能在未来会强化。将来,中国式养老会呈现,退休人群收入的增加(社会养老的强化),同时还伴有家庭养老的弱化和自我养老的强化。

[6]仇凤仙.多元困境中的农村老人自我生存保障分析-以安徽李村调查研究为例[J].现代经济探讨,2014.

[7]贺书霞.发展福利视角下的互助合作社会养老模式研究[J].农村经济,2014.

[8]Gray,A.TheSocialCapitalofOlderPeople.Ageing&Society,2009,29.

[9]Barnes,M.,Blom,A.,Cox,K.andLessof,K.TheSocialExclusionofOlderPeople:EvidencefromtheFirstWaveoftheEnglishLongitudinalStudyofAgeing.OfficeoftheDeputyPrimeMinister,London,2006.

[10]Bowling,A.AndGahriel,Z.AnlntegrationalModelofQualityofLifeinOlderAge:ResultsfromtheESRC/MRCHSRCQualityofLifeSurveyinBritain[J].SocialIndicatorsResearch,2004,69.

[11]鲁元平,王韬.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0.

[12]Graham,C.TheEconomicsofHappiness:InsightsonGlobalizationfromaNovelApproach[J].WorldEconomics.2005,6.

[13]Ng,SiangandNg,Yew-Kwang.Welfare-ReducingGrowthDespiteIndividualandGovernmentOpitimization[J].SocialChoiceandWelfare,20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