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习近平同志在致第22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中国经济史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学与理论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和重要分支学科,也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之一。当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话语体系,不但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还将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相关探讨更加深刻。

摘要:本文系笔者倡导的经济学术史系列研究之一,研究从尝试厘清“经济史学”基本概念出发,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基于学术史实与学理逻辑,对经济史学学理关联的几个基本关系进行分析阐述。重点考察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经济”与“社会”、经济史与经济学密不可分的学理关联。梳理了一些学术史的实例,提出了一些新的界定和论点,以期推进相关的理论探讨和经济史学研究及其发展深进。

基于教育史学科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学科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以及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提升中国教育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应该从中国教育史学科中固有的学术取向、知识系统、理论范畴、学术词语等方面入手,坚持立足时代场域关注教育现实、立足中国实践着眼学科未来、立足本土资源放开学术胸襟、联合两岸四地共建学术家园等基本路径,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已经走过100多年的历程。在西方,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19世纪晚期从历史学中分立而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和解释了。如果从《史记·货殖列传》为标志的“食货之学”开始算起,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历史便已超过2000年。近代以来,我国经济史研究出现过两个高潮:其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的1927—1937年,一大批仁人志士努力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史研究的实践性和理论针对性非常强;其二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这一时期经济史的发展也有曲折,但从整体上看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期,呈现出全方位拓展和纵深发展格局。

关键词:经济史学 经济学术史 社会经济史 经济思想史

教育史;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目前,中国经济史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其首要原因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相应,对中国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史的探讨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令世人瞩目,形成了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系列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毋庸讳言,在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经济学中,经济史学并非“显学”;尤其在学风浮躁、急功近利之时,“治史”的确比较艰辛,其学术投入与成果产出也很难彰显“效益”。然而,近年来人们益发认识到经济学研究领域中“贫史症”的危害,一些研究现实经济的名家陆续写出了可观的经济史学著述。作为经济史学研究者,拿出坚实的科研成果非常重要,而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并从学术史实与学理逻辑视域进行梳理分析同样也是必要的。

作者简介:周洪宇,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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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体情况而言,中国经济史领域近年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一,在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学术新作迭出的前提下,与现实中的社会经济生活关系密切的问题愈来愈受到重视,在体现学术价值的同时更加关注科研成果的现实借鉴意义;其二,在防止学术研究碎片化的同时,并不影响学者对经济史问题研究的精细化和深入进行,有助于整体性认识的精准和提升;其三,在理论方法上持续进行多样化尝试的同时,计量研究、量化分析方法得到特别重视;其四,在加强国际交流、引进国外理论方法的同时,建立经济史研究的中国自身的“科学范式”“话语体系”及学术主体性等思考和探索方兴未艾;其五,经济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出版,呈现良好势头,同时文献数据化的进展、专题数据库的建立,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也为一些课题进行量化研究创造了条件;其六,经济史教学和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大学的经济学院先后成立经济史学系;其七,一些中青年经济史学工作者脱颖而出,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特别是近年来从国外学有所成的年轻学者不断补充到国内经济史学界;其八,经济史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其中一些有较高声望的经济学家,将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史。

适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成立大会暨首届北大经济史学研讨会召开,笔者有幸受邀进行主题发言,特将本人倡导的经济学术史系列研究中有关经济史学及其学理关联的思考摘要报告交流。

内容提要:学术话语体系乃是一个时代学术面貌及其走向的真实映照,也是事关学术生存发展命运的核心问题。基于教育史学科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学科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以及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提升中国教育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应该从中国教育史学科中固有的学术取向、知识系统、理论范畴、学术词语等方面入手,坚持立足时代场域关注教育现实、立足中国实践着眼学科未来、立足本土资源放开学术胸襟、联合两岸四地共建学术家园等基本路径,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术话语体系。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股源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思潮开始渗入大陆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青年学者中似渐有流行之势。再如量化经济史学,虽然对活跃经济史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小的争议。有些量化研究的成果,过分追求模型,对于数据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关注不够甚至熟视无睹,背离了经济史研究的主旨,被一些学者批评为“为模型而模型”。也有一些量化研究的论著,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最终推导出一个非常浅显的常识性结论。经济史研究方法需要百花齐放,要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占有的史料情况,来确定采取比较合适的一种或数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一、何谓“经济史学”?

关 键 词:教育史 教育史学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近年来,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开始注重对传统经济史理论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国际前沿分析方法的反思。源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后现代思潮”及其方法,不可能“解救”中国经济史研究。相反,学者们对经济史学“史无定法”理论的弘扬,对计量方法、GDP研究等的重视和前沿性探索,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国式学术范式和话语体系越来越重要。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一些学者提出要终结“中国人简单化地学习西方的时代”,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标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中国经济史学出现伊始就是国际经济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话语体系也与国际经济史学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国经济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多元史学,从而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学者强调,充分利用国际学术环境提供的资源并发扬我们的学术传统,推进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才能在对国际主流学术作出积极的贡献的同时在国际主流学术体系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经济史研究势必要在注重国际视野的前提下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对历史的短期考察与中长期考察相结合,对历史上经济突变因素与渐变因素的考察相结合。

首先,希冀在基本概念上作尝试性厘清。“经济史学”概念的运用相当普遍,但对于到底什么是“经济史学”,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即便在现今中国学界也并非能将其作为“共识性”学术概念来用。不少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以之直接等同于“经济史”,在他们看来经济史学就是研究经济史的学问或学科,以至将经济思想史也作为经济史的一个分支。重视经济史学理论追求的学者,则对这一基本概念探讨阐释,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认识。如赵德馨教授认为经济史学科包括两个部分,即“经济史学”和“经济史概论”,经济史学中包括经济史和经济史论。①此外,如李伯重教授指出“本文所指称的‘经济史学’,不仅包括经济史,还包括社会经济史乃至社会史。”他不否认在严格意义上这三个概念有差别,而且对于什么是“经济史”亦无定论,强调“对于什么是经济史,无论在中国或者西方学界,至今也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定义。”②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建设”(BOA130117)阶段性成果。

关注现实社会经济,是中国经济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从改革开放之前对“五朵金花”的讨论,到今天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无不如此。我国历史上的经济转型,涉及古代、近代和当代。经济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或过程,其转型的社会环境是否良好、转型条件是否具备、转型决策是否得当、配套措施是否完善等,均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深远且直接。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先后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包括商周变革、春秋战国变革、唐宋变革以及近现代变革。其中近现代变革既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更是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因而经历了三次艰难选择,包括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的选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选择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抉择。中国正是沿着自己的历史轨道通过这一系列变革和选择,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不难看出,对于“经济史学”这样一个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的界定并非易事,而各说各话势必影响学术交流与深化,或许正是在不断地探索和研讨中,有利于提升学术共识。这些年来,笔者倡导并开展经济学术史研究,通过考察大量相关资料和经济史学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治学心得,形成对经济史学概念的一些初步诠释——在一般意义上,“经济史学”主要包括经济史(含部门经济史、比较经济史、国别、民族或区域经济史、经济管理史以及专门史、断代史、通史等)与经济思想史(含通史、专史、理论史、范畴史、观念史、断代史、国别、民族或区域史、经济哲学、经济伦理以及各类比较、管理思想史等)。③西方经济思想史一般称为学说史,此外还应包括经济学史、经济学术史等与经济相关的史学研究。概括言之,“经济史学”的两大主干就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而后者常常被经济史学者忘却,或将其视为经济史的一个分支。实际上,经济思想史不仅重要,且具若干独立学科特质,尤其是理论性特色,使之在经济史学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更为典型。十年前,笔者曾在“中国经济史论坛”刊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优势分析》,并在此后的一些著述中不断深化和完善,希望引起学界对本学科的关注和重视。需要重申的是,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两者不仅都重要,而且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间的特殊学术关联,蕴涵内在的学理逻辑基础。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03-0001-10

经济史学有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中国经济学想要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必须从史学中吸收养分。中国经济史理论和方法,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拷贝国外理论在向中国理论模式、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过渡。经济史理论和方法在不断向国外学习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发掘我们传统的经济史理论和方法,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史话语体系,才能在世界学术界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历史早就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越是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需要博采各国文明之长”。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话语权,既是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史理论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必然体现,又是目前中国经济史国际学术地位的迫切要求。构建科学而有“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于经济史研究。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国经济史研究对于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意义是不可或缺的,而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话语权及中国特色的经济史体系的构建,对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密不可分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正逐渐成为当下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正如论者所言,学者们站在不同学科的立场上自觉探讨本学科话语体系的自主构建,体现了对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的反思意识,“它的根本任务和总目标的出发点,不在于阐发个人的某种学术观点,更不是为了在学术上标新立异,而在于积极规划本学科乃至中国学术的前景和未来”①。笔者赞同这种观点,拟就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谈点个人意见。

就学理而言,经济史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其主要构成即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两者密不可分的关联,可以从学术史和学理逻辑两个方面得到证实,以体现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众所周知,“近代”与“西方”是近现代科学包括学科产生的基础,因此这里的学术史重点谈西方。

一、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

关于经济史学的产生,如主编大部头《方坦纳欧洲经济史》的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奇波拉(Carlo
M.
Cipolla)认为,经济史以经济学和历史学为基础,18世纪后半期经济史与经济学共同发展,1776年出版的斯密《国富论》就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但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到19世纪晚期才形成,吴承明先生曾撰“经济史学小史”,开篇即“在西方,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19世纪晚期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其分立是因为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和解说了。”他认为“分立之后的经济史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历史,但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指出英国经济史学的开山祖坎宁翰(W.
Cunningham)第一个把经济史作为独立学科研究并在大学开设经济史的讲座,而最早以“经济史”命名的著书,则是奥地利经济学家斯特尔涅格(Kail
Theodor von Inama
Sternegg)1877年出版的《德意志经济史文献》。笔者看到英国学者哈德森(Pat
Hudson)等证实,英国在1867年“经济史”首次被列入大学考试科目,1882年坎宁翰出版了第一本经济史教科书,1892年阿什利(W.
J.
Ashley)成为英语国家的首位经济史教授,1895年伦敦经济学院成立,经济史被置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其他文献还记载斯特尔涅格1879年出版了巨著《德意志经济史》第1卷,而以“经济史学”为名的著作,如英国业余史家西博姆(Frederick
Seebohm)1883年问世《英国农村公社:一部经济史学论著》。

学术话语体系不是一个晦涩、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封闭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之内的纯学术问题,而是确切无疑地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的研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及其走向。

应当特别提到在西方学说史上著名的德国历史学派。从李斯特(Friedrich
List)、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到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等人,他们的学说有新旧、观点或异同,但共同点都是注重以历史方法研究经济学和经济史,故而也有“历史经济学”之称。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写过《罗雪尔与克尼斯: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再如杰拉德·M.库特(Gerard
M.
Koot)著《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经济史学科的兴起与新重商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经济史学研究中也包括了学说史即思想史,如研究历史学派的朱绍文先生在罗雪尔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中译本序”中,指出“他作为经济思想史的学者,还著有《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1851-1852年)和《德国经济学说史》。此外还有《殖民、殖民政策、移民》。他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探讨》一书是他从1843年开始撰写的《奢侈论》等十五篇论文的汇编本。”罗雪尔就是经济思想史学者,他的这些研究成果较上述英国经济史研究还要早若干年!到“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施穆勒、桑巴特(Werner
Sombart)及韦伯等人,强调法律、道德、宗教、心理等因素的作用,重视国家政策与社会习俗等基础,拓展了经济分析框架,并为制度学派乃至演化经济学等的产生蕴蓄了养分。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明体系包括学术话语体系,并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了世界文明特别是东亚文明的发展。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武力的入侵,西方文明也强势进入中国社会,并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学术上,伴随着近代西方各种学科知识体系的引进与建立,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学术思潮、学术理论和方法都在中国进行介绍、传播与实验,跑马圈地,各领风骚。这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学术界严重依赖于西方学术界,难以产生自己的学术思想,并逐步沦为西方学术思想的实验场与殖民地。

事实上,西方经济史学专门性著作的出现还要早一些。先师巫宝三先生1989年为拙作《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所写序言中,谈到最早的欧洲经济学说史的专门著作,是1837年法国布朗基(J.
Adolphe
Blanqui)的《欧洲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史》。笔者后来查到这位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杰罗姆·阿道夫·布朗基是著名的革命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哥哥,马克思1845年春研究经济学时就读他的著作还作了摘录。他在1826年即出版了《商业与工业史纲要》,其经济史学研究不仅早于上述诸人,而且在他那里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得到了统一。再补充一点,法国的经济史家大概是因为受孔德的影响,不用“经济史”为名而统称社会学。吴先生指出过这一点,并说明在孔德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和历史学均属其所建立的社会学。

对上述现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批清醒的中国学者就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提出了建立本土化的中国学术思想与理论体系的诉求。在哲学界,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张岱年等人的探索;在社会学界,有陶孟和、孙本文、李景汉、陈翰笙、陈达、吴景超、吴泽霖、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探索;在教育界,陶行知、庄泽宣、梁漱溟、舒新城、陈鹤琴、邰爽秋等人更是积极开展探讨,大胆实验,试图建立中国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形成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陈鹤琴的“活教育论”和邰爽秋的“民生教育论”等。可惜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异常严峻的形势下,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种有益的探索曾经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赓续。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能够毫不逊色地与西方学术界平等对话,并能对西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还在形成之中。时至今日,构建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以及教育史学学术话语体系已成刻不容缓之事。

中国的情况简单提一下。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历来受到重视,其“善因论”被视为与“看不见的手”同样重要却悠久得多的经济理论。这不仅是国人的看法,如韦伯在名著《儒教与道教》的“结论”中,称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这是最古老的中国国民经济学文献”。多少年来,国际国内有关司马迁与斯密的比较研究迭出,近日何炼成先生提出“一部《史记》完全可以看成司马迁本人的一部经济思想史专著”。愚以为将司马迁的经济论视作中国经济史学先驱可能更合适,经济思想史是在经济学系统发展之后才成为独立学科这应是共识。不过,的确应当看到,在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前,国人亦有若干经济史学甚至金融理论与政策学说等方面的著述面世,如《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即是一例。④就在上述西方经济史学著述问世的大致相同时期,国人也有一些自撰著作,如道光二十六年所刊许楣的《钞币论》⑤,其不仅是研究钞币问题的专书,还是针对王瑬《钱币刍言》的批判,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现实和思想学说的辩诘。

首先,构建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和教育史学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锐意推进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包括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这一改革成功地实现了教育领域从高度集中划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折,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有利于发展的新的教育体制机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地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教育到全方位开放教育的历史性转折。教育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得到极大的增加,义务教育得到全面普及,小学与初中毛入学率均超过9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7.5%;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教育结构日趋合理,教育效益日益明显。

接下来,我们再看两个学科的学理逻辑及其相互关联。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不可能不对国际社会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切巨大变化在理论上的反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教育学术话语体系无疑是具有全球意义与世界影响力的。这就合乎规律地提出了如何使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学术话语体系与我国的经济政治地位和教育地位相适应这个重大课题。然而客观地说,中国现有的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伟大战略目标,还不能完全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的历史性变化。国内一些教育学者仍然习惯于简单套用西方教育学术界的范畴、理念和结论,习惯用西方教育话语来解读中国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削中国教育实践之“足”,适西方教育理论之“履”,委实令人深思。

与概念界定相同,学界对于经济史学的学科性质以及研究对象等,看法历来亦莫衷一是。关于经济史,影响较大的论断如吴先生在其名篇《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中指出,“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十年之后的2005年,他在《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中,进一步阐明经济史的研究对象——“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运行的机制和效果。”尽管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提出了许多意见,其中不乏颇有见地的论点,而吴先生简明的界定与阐释至今对中国经济史学界影响巨大。在上述界定之后,他接着说:“这就出现经济理论问题。经济理论是一定的经济运行的抽象,但不能从抽象还原出实践,正如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经济人’国家。在研究经济史时,一切经济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思维方法或分析方法。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制度下运行的,否则就乱了。制度变迁通常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和诺斯的看法有异,是J.
R.希克斯的观点,也是马克思观点。历史上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的变迁都是由于需要。但在重大的历史变革,如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中,仅有这些制度变迁还不行,还需要有体制的变革,以至根本法(constitutional)的变革。这是历史学家关注的,经济学家忽略了。”⑥吴先生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成果,已经对经济史学及其学理逻辑和学科关联作出了简洁而深刻的诠释。

从某种意义上说,打造教育学术领域的世界话语权,不仅是关涉中国教育学术的发展方向的问题,而且还是关乎中国教育学术乃至教育事业生存发展命运的核心问题。正如一个国家和民族落后就会挨打一样,一个没有独立学术话语体系的学科与事业,必将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失去话语权和生命力,进而导致生存空间的萎缩与消亡。由于时下中国社会的持续进步与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包括教育学科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国际舞台,学术对话和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中国若想在国际上冲破西方学术话语垄断,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探索“中国声音”的国际表达方式,平等推进学术对话与交流,就必须尽快打造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包括教育史学学术话语体系。

笔者通过学习和研究尤其是得到前辈学者的长年亲炙,认为经济史学两大主干学科的研究对象或可概述为——“经济史”主要研究经济现象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制度、资源配置和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经济思想史”则主要研究人类进行经济活动(包括制定经济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等)的思想、主张、学说、观念和理论。经济思想史是以经济思想或学说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它们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以及对现实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等。巫宝三先生在《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中提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总的说来,是研究经济观念和学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进而指出“经济思想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经济哲学思想,二为见解、意见、主张等政策性思想,三为对经济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和说明的理论。”(巫宝三,1995,第309页、第848页)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的重要区别。

其次,构建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包括教育史学学术话语体系,也是增强中国教育界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不断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从宏观上讲,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发展奇迹。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而且能够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包括教育史学学术话语体系。从微观上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教育理论界也产生了一些教育思想和理论,如产生了“主体教育论”“素质教育论”“生命实践论”等有一定特色的教育思想与理论。与此同时,教育史学界也产生了“回归经典史学观”“现代化史学观”“叙事史学观”“活动史学观”“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等教育史学理论。这些为我们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与教育史学学术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若无区别即非两个独立学科了,但两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先来看经济史。任何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等,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著点的;而人的经济行为受思想观念、消费偏好、政策措施等等所支配,这些指导或制约经济活动的经济思想、主张、学说,不正是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吗?而且,经济史并非简单“描述”或“还原”经济事实或现象,研究的是经济运行的机制、效果和规律,这就离不开理论方法,而经济理论与方法正是经济思想史的特质。再来看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不同于一般的其他思想,它是经济现象与经济活动等的能动反映,并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与实践;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又提炼和总结源于经济实践的经验与理论。换言之,经济史是经济思想史之根基,离开了前者,后者就成了“无本之木”;经济思想史是经济史的理论体现(熊彼特说过“经济史本身就需要理论的帮助”),离开前者后者也成为“无光之星”;两者密不可分,研究其一难以深化。

再次,构建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教育史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回顾教育史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总结教育史学发展史上的经验与得失,结合当前世界教育史学发展的趋势和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取向,人们不难发现,教育史学若想突破目前的发展瓶颈,必须弥补三方面的不足,即弥补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教育历史的日常问题研究和发掘本土学术传统的不足。在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方面,教育史学研究者由于过度依赖和盲目照搬历史学和教育学的现成理论、方法,而缺乏建设学科理论的理性反思与总结,这就制约了研究者的思维和理论水平,因而在理论方面显得有些先天不足。在教育史学研究取向方面,不少学者对当今国际教育史学的发展前沿问题和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仍把研究目光聚焦在人物思想与制度变迁上,即使对人物思想的研究也仅限于对教育史上著名的精英人物进行研究,极少涉及基层人物的生活、学习、活动等具体问题、情境的研究。在发掘本土的学术传统方面,由于当前历史学科的社会科学化越来越严重,受其影响,教育史学研究者也热衷于对西方理论的照搬与运用,他们的研究与中国本土学术传统逐渐分道扬镳,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方法、范畴更是缺乏充分的认识与挖掘。笔者认为,如果中国教育史学不是立足于本国国情来打造学术话语体系,不是从自己几千年传统文化教育中汲取营养、找寻落脚点和精神归宿,那么中国教育史学想要健康长远地发展无疑是痴人说梦话。

三、“经济”与“社会”密不可分

最后,构建教育史学中国话语体系是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经济、科技、军事、资源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直接影响或构成民族凝聚力、精神面貌、思维能力、认识水平、国际影响力等的文化因素,具体包括文化、教育、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国民素养等方面。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蕴含民族价值理念的精神力量,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主要途径是注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增强文化凝聚力、提高文化传播力等。②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具有传递和深化文化的属性,“任何一种文化特质和文化模式如果不借助于教育的传递和深化,都将影响它存在的质量或缩短它存在的历史长度”③。在此意义上,教育学科尤其是作为记载中国教育历史变迁、探寻教育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教育史学,在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文化凝聚力、弘扬民族价值观和国家意识形态理念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助于构建教育史学中国话语体系;反过来,构建教育史学中国话语体系,同样也有助于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

看似平常的“经济”和“社会”,在经济史学中变得重要起来。不仅是两者的关系如何,还包括经济学和社会学、经济史与社会史以及社会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等等,在海内外同样难有定说。但是,联系两者的研究或者说重视两者的关联、甚至视两者为一的倾向却是经济史学的潮流。2001年英国召开经济史学会成立75周年大会,百余位学者对“经济社会史”满怀热忱,还出版了《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史》论文集。国内亦有强力的呼应,如主治世界史的侯建新教授,在经济—社会史的倡导、引介和研究方面用力甚多,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经济史学同仁对社会经济史同样倾注热望,从概念界定到定义诠释再到科研实践,可以说这是经济史学界不容忽视的学术流向。本文无法分析评论各种观点,主要从经济史学视域择要论述“经济史就是社会经济史”之说,阐明“经济”与“社会”密不可分。

简要回顾一下,西方的经济史研究逐步融入更多的“社会”因素。在英国经济史学者鲍尔(Eileen
Power)、托尼(R. H. Tawney)和李普森(E.
Lipson)等人的倡导下,1926年在牛津大学成立“经济史学会”,同年托尼的著作《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问世。此书堪比韦伯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我国却远没有后者的名气大,而且托尼还有《中国的土地和劳工》也不大为我国学者所知。1957年,格拉斯哥大学成立经济社会史系,显现出“经济”与“社会”两者制度化的融合趋向。到上世纪中后期,随着计量史学与社会史的发展,经济史学拓宽领域的步伐加速,“经济”与“社会”的融合或联盟在加强,历史学界如此,经济史学亦然。我们可以看到,迄今经济史学的许多大部头经典是以“社会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命名的。如罗斯托夫采夫(M.
Rostovtzeff)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汤普逊(James W.
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等等,因此“社会经济史”并非是近年新出现的,若干学者如韦伯(其专著《社会经济史》有中译本)、托尼等也都是著名社会经济史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欧美、日本等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是社会经济史。日本学者也有社会经济史传统,可以追溯到很早,如20世纪30年代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50年代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后来有关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如柳田节子《宋元乡村制的研究》、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宫泽知之《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以及山本进《清代社会经济史》等等,无不是社会经济史。⑦再看看美国。影响很大的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将经济学、地理学等领域的理论方法引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建立起用以解剖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分析模式,被称为“施坚雅模式”。该模式主要包括农村市场结构和宏观区域理论两部分,前者用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后者用以分析中国城市化问题。他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和《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等社会经济史著作都有中译本。另一个要着墨的是中国经济史学界耳熟能详的“加州学派”。其实,“加州学派”也非严格概念,大抵指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 Bin Wong)、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丰(Wang
Feng)、李伯重等学者。他们大多曾在美国加州的大学任教或访学,多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各类问题为学术旨趣,而且活跃于中美及国际学界,他们的若干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和乡村发展》分获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传入中国后影响很大。他在后书中,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⑧这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近年他的《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也引起关注。另外,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等都给中国学界带来兴趣或振奋,关键在于他们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诉求同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注重点或疑惑处相吻合。国人对他们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还是应当肯定的。⑨

在国内,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研究自始也形成了社会经济史传统。许多研究认为陶希圣为开山奠基者⑩,其实大抵在同时,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也成为经济史学研究的重镇。1932年北平社会调查所在陶孟和所长主持下,正式成立了以汤象龙为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组,成员包括罗玉东、梁方仲、刘隽等,并创刊“中国第一份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陶孟和、汤象龙、梁方仲、吴晗等先后任主编。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刊物自1935年起也由社科所出版,从1937年3月第5卷第1期起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至1949年共出8卷14期。集刊的“发刊词”强调了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为经济史的领域……本所自开始工作以来,无论研究任何问题,时时感到经济史的研究的不可少”。这里的“经济史”并非狭义的,指的是“历史的大部分”,也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史,发刊词中主要谈的就是“社会科学”,这或可视作集刊后来改名的铺垫。集刊以研究经济问题带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为宗旨,以扎实的材料和严谨的学术规范著称,十分重视经济史料的整理搜集,注重对明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刊载的主要就是经济史料和专题研究成果。编委会由朱庆永、谷霁光、吴晗、吴铎、夏鼐、孙毓棠、张荫麟、梁方仲、汤象龙、刘隽、罗尔纲等组成,俨然一堂顶级学者。为了开展深入的研究,集刊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保存的清代雍正至宣统的军机处档案加以系统整理发表。在陶所长领导下历时七载,抄录清宫档案中道光以来约一百年的财政、金融、物价记录是相当珍贵的史料。同时,集刊还发表篇幅较长、水平很高的专题研究报告和论文,其中不乏社会经济史研究名作,对今人仍有裨益。

陶希圣先生及“食货”学派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贡献同样重要。上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两份名刊,除了上述集刊外就是《食货》半月刊。简单解释一下“食货”:古书记载《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汉书·食货志》释“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简言之,“食货”就是粮食等食物和布帛钱财流通之物,古代中国的“正史”中,自《汉书》始有记载经济事物的《食货志》,以此为刊名即指社会经济刊物。有关陶希圣和《食货》的研究很多,特举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述30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绩”,追溯食货派的学术缘起,指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随着社会革命运动而兴起的。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社会主义勃兴于中国,为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一般革命家都努力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尤其是集中精力于社会经济史分期的讨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这场论战相当著名,许多学者名流都卷入其中。1934年,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陶希圣,不满社会史论战“激昂”、“趋时”,在顾颉刚先生提议下创办了《食货》半月刊,以“中国社会经济史专攻刊物”作为学术定位。希望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入手,解答社会史论战涉及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等一系列问题,《食货》被称为“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鞠清远、武仙卿、曾謇以及连士升、沈巨尘、何兹全等人,发起成立“食货学会”,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即所谓“食货学派”的核心。社会史和社会性质论战激发了人们对社会经济史的注重,《食货》的“社会史专攻”旗帜,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以陶希圣为首的“食货学派”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经济史和社会形态研究,他本人在《食货》上共发文36篇,涉及社会经济史学的方方面面。在当时的经济学界,以马寅初为首的“中国经济学社”,集合了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其中的唐庆增即主要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其成就斐然。《食货》从1934年12月创刊,到1937年7月停刊,杂志生存仅两年半时间,共出刊5卷,到第6卷第1期停刊,共刊出61期,发表当时及后来享有盛名的150多位作者的社会经济史学成果,共计345篇,培育了人才,光大了学术,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做出了时代贡献。1971年《食货》在台湾复刊,改为月刊。

1949年至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研究的传统在继承中不断光大拓扬。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大多赞同社会经济史。前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梁方仲先生,不仅承续了中研院的传统,而且不断深入发展,并指导后学赓续发扬。他的许多研究成果都体现了社会经济史学的科研理念,其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论》的文集,可谓画龙点睛。其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全世界相关研究领域的翘楚,其《一条鞭法》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公认是此领域最高成就;《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书,至今都是相关研究必用文献。其后学阐述梁先生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处着眼,从具体问题的深入考释入手,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构筑起关于中国传统经济运行的解释框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再一位需要提及的是傅衣凌先生。他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等都是治社会经济史学者的必读书。其《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入选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证明其学术价值很高。后学对他这样评价——“傅衣凌教授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学者。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开始了跨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傅衣凌先生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所进行的注重基层社会的细部考察与宏观审视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的学术探索,与同时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学人们所秉持的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把治史领地扩展到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特别是社会生活史层面,使得历史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更加紧密。”众所周知,现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比肩的,就是傅先生曾任主编的厦门大学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本文无法再举学术史上的范例,相信以上的科研实例足以描绘出社会经济史学代代相传的脉络。吴承明先生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认为经济史历来是社会经济史,主张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文化诸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进。有学者认为社会经济史顾名思义是从社会角度观察的经济史,是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跨学科研究;也有学者表述为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史,或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等等,都有其道理。进而,深入到学理的逻辑层面,更能看清“经济”与“社会”之密不可分。所谓“经济”必然生存于“社会”的土壤,而“社会”构成中“经济”不仅重要,而且是基础,从而两者密不可分。研究经济离不开社会研究,反之亦然。研究经济史学同样离不开社会学和社会史,即使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下,取缔或限制社会学和社会史研究,当“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经济学、经济史学还是在向它们招手。特别是经济改革开放与学术研究深化的需要,“惟经济论”的危害愈加显现,现代化发展同样呼唤社会学方法和理论。资源秉赋、社会环境、制度建设、政策制定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经济运行与效益都离不开社会、社会学、社会史。因此,从学术史的科研实践到学科的学理逻辑,都证实经济史学就是社会经济史学,而且“经济”与“社会”、经济学与社会学、经济史与社会史都是密不可分的,但这并不否认它们各自的学科性质。

四、经济史与经济学密不可分

谈这两者的关联,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引述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话。在《经济分析史》“导论”中他反复强调经济史之重要——“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可以说,这些话已经说清楚了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关联。

吴承明先生对此颇有心得,他经典的表述也是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中提出的——“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这就是著名的“源流之说”。他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即使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也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或地区。”所以应当历史地看待经济学的发展,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也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他认为不能把全部经济史建立在某种单一的经济学理论上,经济史之所以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因为经济史为经济学提供材料拓宽视野。

作为习史之人,笔者时常思索:何为“史”?今天的一切到明天就成了“史”。世间万事万物均不过是时空坐标中之一点,都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步入“史”的行列;经济学也一样,在时光演进过程中同样也会成为“史”的一部分,即今天的“学”就是明日之“史”。熊彼特在上述引文之前还有一段话,或许是最好的注脚。他说:“经济史——是它造成了当前的事实,它也包括当前的事实——乃是最重要的。”

可以认为,一个经济学家若“贫史”,不仅很难做好研究,而且研究成果的生命力也会大打折扣;当然,经济史家也应掌握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本文所述巫宝三、吴承明等先生均是如此,故而他们的科研成就源远流长。换言之,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应掌握丰富的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学知识,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这样“枝繁叶茂”的学者,而且还可以举出一些在现实经济方面著作等身声望卓著、同时研究经济史学硕果累累“树大根深”的名家,仅举三位:

第一位是厉以宁先生。他是日理万机的著名经济学家,而西方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且多是独著的大部头。1982年他与罗志如合作出版《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对最早完成工业化并风光无限的英国进入20世纪后的辉煌不再,进行抽丝剥茧式的解析。又与马雍合译M.罗斯托夫采夫的名著《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此译本不断再版。2003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此书有610页之多,总揽世界资本主义之发生,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构筑起资本主义起源的宏大理论体系。具体考察西欧封建社会中的集市贸易和城市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等,比较研究世界各种类型,强调起源研究引发思考发人深思。2006年他又出版了两卷本《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共910页。此书上下两千余年、纵横数千公里,从不列颠直到阿拉伯海,展现了多彩多姿的历史画卷。对罗马共和国盛期到拜占庭帝国灭亡期间的社会经济变迁进行系统考察和深入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论点,著名史学家马克垚教授在所写“序言”中予以充分肯定。2010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西方经济史探索》,收录了他的一些相关研究论文;同年夏,他在商务印书馆刊出《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达649页。此书是以西欧经济史为考察对象,研究工业化和制度调整之间关系的著作。有评论指出,此书“采用了一种独到的创新方法,把横向的专题分析与纵向的时间序列分析相结合,把理论分析和历史叙述相结合”;又提出“史论结合也是《工业化》一书的一个重要特色。作者以理论分析为脉络主线,以客观史料为基本依据……他把经济史学和经济思想史结合起来,把历史研究与思想创新结合起来,通过历史事实比较、经济思想比较、制度分析比较等多种比较分析方法,把比较研究分析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创新,对后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接下来,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更大部头的《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编,1109页。此书以希腊古代经济史为考察对象,上编研究希腊城邦制度的兴起和解体,下编研究三个希腊化王朝的建立和衰亡过程,并比较研究其各自特点。认为希腊城邦社会在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自由民中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城邦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此同时还出版了《厉以宁经济史论文选》,刊其自选的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撰写的经济史论文共29篇,是其经济史学论文的代表作,全面反映了他各个时期的主要经济史学研究。这样的“成果单”的确相当惊人!

如果说,厉先生本身确有经济史学背景的话,那么另一位工业经济名家汪海波教授则不然。他在现实经济研究中同样成就斐然,而研究经济史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硕果累累,不输专业经济史学家。1984年汪先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理论和发展史研究室主任时,所长蒋一苇交给研究室撰写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任务,希望能够填补这个学科空白,可见是一位颇有学术远见的领导。经过筚路蓝缕的艰难开拓,1986年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了汪先生主编并参与撰写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全书495页约40万字。此书序言明确指出“无论是作为学科来说,或者是作为课程来说,工业经济史的研究都是工业经济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之一。”那时,我国的工业经济学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然而迄今工业经济史这门学科仍未形成,这不能不影响到这门学科的发展。”——部门经济的有识之士同样认识到“学”与“史”的关联!作为一部开拓性的著作,此书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1949年以来的工业经济及其发展历程与特点等进行了阐释和论述,建构起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科研体系。此书后又再版,并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1998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汪先生应山西经济出版社之邀,撰刊庆祝建国50周年重点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98》,全书1007页,约70万字,可以认为这是《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发展,尤其是增加了“改革开放”的内容,还有各种数据的附表48个。此书出版之后,也颇获好评。实际上,汪先生领导的上述“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也在继续拓展和深化,在1卷本的基础上,正式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研究项目,参研者也扩展到工业经济所以外的专业经济史学者等,成果是《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从1949年10月一直写到2000年,全书共2040页、约160万字,由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2001年出齐。汪先生不仅是主编,而且是主要的执笔人,全书4卷中其个人独著就有两卷。此书出版后在学界产生较大反响,学者肯定其“详实的史料、准确的论据和严密的逻辑”深得好评。汪先生此后的研究也从“工业经济史”向“产业经济史”发展,先后问世的主要成果如2006年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4》,全书附表37个,共651页、85万字。此书是首部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运用现代经济学的产业经济理论,重视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力标准,以历史方法为主并结合逻辑方法,合理地划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较为系统地考察研究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此书刊出后,同样得到学界的重视和好评。到2010年,在此书基础之上又出版了第2版,研究时段延长至2009年。虽然只有短短5年,但这一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方向以及指导思想等方面都颇具特色,而且新中国已成立60年,阶段性研究条件已成熟,因此第2版作了较大修改。另外,还应当注意汪先生在“著史”之外,对当代经济理论及其发展也是相当重视的,如他应邀撰著52万字的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中国经济发展30年1978-2008》,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他强调要紧密结合实际探索理论,对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和理论探索进行深入研究。

依愚之见,一般说来“当代史”大约经过30年即基本形成一个可以总结研究的“历史阶段”。太短,尚不足以形成“规律”,而且当事人的主观情感色彩可能影响科研的客观性;太长,则恐“连续性”有余而“阶段性”难分。但是,这并不是说不需积累,等上30年去总结研究即可,总结研究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注重现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探索经济发展、制度措施及其规律,以及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经济学家的思想学说等等,这些尽管不同于上述“著史”工作,却是当代经济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列举的第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教授,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可以看到在他等身的诸多学术成果中,理论探究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他的若干成果都留下了理论追求的深刻印记,下述成就是他和他的团队长期理论探索与学术积累的结果,尤其注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理论。1991年他即与黄范章主编《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理论探索》,1998年他们又主编《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1999年他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此书是5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发展进程和不同论点交锋研讨的信史,“导论”着意于“最重要理论观点发展脉络”,重点阐述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学方法的重大改进,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景等关键问题。特别是,主编强调“历史是连贯的”,“今天许多成熟的理论和被证实了的经济学观点,常常萌芽于或发端于建国初期经济学界前辈们的论著的天才闪耀中。”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20世纪50年代就有讨论并有不少真知灼见——这是相当中肯之论!进入21世纪初年,他主编《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思考》,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农业改革、国企改革、市场体系建设以及价格、财税等改革经验进行全方位经济学思考。2008年他主编的《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展现了中国经济学艰难创新的轨迹。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与实践等。次年,其主编《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在30年之书的基础上,“力求按照学术史要求写作”,此书总结研究新中国60年来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史,提出经济学研究的六大进展和不同时期的学术特点,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本质与发展阶段理论的演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确立以及所有制理论、企业制度与国企改革理论、农村经济、金融、价格、财政理论等等,被认为是一部精萃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史。此外,他还注重经济学家的思想学说,2009年他合作主编多卷本《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他又合作主编多卷本《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将中国几代经济学家的重要建树汇集编刊,这在学术史上也是很难得的,具有重要的意义。2012年,他和团队的又一部重要成果《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面世,这是在30年、60年等书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地梳理新中国六十多年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与成果,主要是理论经济学论争与发展的历史。内容增加“新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等,史料丰富论断客观,总结各个时期经济学理论的特点及其进展,对中国经济学六十多年来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比较全面的理论概括,被称为“一部经济学发展史的力作”、“一部比较规范的经济学史专著”。如果说,此前的相关著述重在分专题研究总结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与发展,那么本书则明确标注“经济学史”,研究撰著均依循此原则,“以便使本书更切合作为思想史专著的要求”,已是较为成熟和规范的“当代经济史学”著作了。此书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经济研究系列”,并获创新工程出版资助。

以上三位,不仅都是经济学界日理万机的顶级权威,而且均已年逾八旬德高望重而笔耕不辍。根据以上阐述可知,他们又是三种不同的治学类型,并有着各自的研究领域。但是,无论是独著为主,还是团队合作,他们的贡献都是实实在在的。笔者认真考察过“主编”实际承担的部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绝非靠名气的“空头主编”。当笔者手捧他们的大作,肃然起敬之情油然而生!身为治史学人,反躬自省亦不免汗颜……

有位同行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史学已经“脱离谷底”,即将“反弹拉升”,上述名家治史的实例,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倘若学界同仁尤其年轻学子有所认知感悟进而行动,则幸甚至哉!

注释:

①如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开宗明义:“经济史学科有两个分支:经济史学和经济史学概论。”他在许多著述中都有相关论述,直至最近还有深入阐释,见其《让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理论色彩更浓厚一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②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③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经济学术史”是以经济学术的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经济文献学、学术研究史以及经济学教育、经济学术团体的发展史等,可视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拓展,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此外,研讨界定“经济史学”也是学术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④笔者曾对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王茂荫问题以及前人的研究进行过梳理考察,可参考拙作:《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学术界》,2004年第5期。

⑤此书扉页明确记载为道光二十六年古均阁出版。不过,对此书的作者还存有歧见,不仅因其中有许楣之兄许梿的序言和若干按语,而且许梿曾在给丁俭卿的手札中谈到“附去《钞币论》十本,有同好者,即烦分致。此弟手制而署名舍弟者,正之。”此札为黄裳先生发现,可证《钞币论》与许梿之关系。

⑥吴承明:《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⑦有关日本的研究情况,还可参考高寿仙:《关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以理论模式和问题意识嬗变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大泽正昭:《唐宋时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展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0期,2008年11月等。

⑧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过密化”。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
Geertz)撰《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他的“内卷化”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黄宗智将之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对中国经济史学界也很有影响。

⑨相关研究很多,就社会经济史而言可参考周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⑩如鲍家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者——陶希圣先生》,《中国文化复兴月刊》第7卷第11期,1974年11月;李源涛:《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河北学刊》,2001年第5期;向燕南、尹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黄宽重:《礼律研社会—陶希圣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历程》,《新史学》第18卷第1期,2007年3月等。

笔者核实过北平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刊物更名以及集刊内容与卷、期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分4册出版全部集刊。

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参见刘志伟、陈春声:《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等。

陈支平:《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光明日报》,2008年8月10日。另外,王日根:《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贡献及启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陈支平:《探寻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之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等,也可资参考。

熊彼特著、朱泱等译:《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笔者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在为吴先生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入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所撰长篇导读《史实·史法·史观——吴承明先生的生平与学述》中,较为全面地总结分析了他的治学方法、科研内容以及学术论点,可供参考。

彭松建、梁鸿飞:《独辟蹊径
理论创新——厉以宁〈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读后》,《北京大学学报》第48卷第4期,2011年7月。

[1]巫宝三,1995:《经济问题与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

[2]吴承明,2002:《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侯建新主编,2002:《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

[4]叶坦,2005:《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广西人民出版社。

[5]吴承明,2006:《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杰弗里·霍奇逊,2008:《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赵德馨,2009:《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

[8]张卓元等,2012:《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