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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篇

本期主持: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xTj北京交通大学新闻网

强调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

本期主题: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5197. com 1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居民展示印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红灯笼。CFP5197. com 22014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追寻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发展脚步,我国理论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工作取得新进展。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继续深化2014年,我国思想理论界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中宣部组织编写的,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力度,通过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研究专著和发表理论文章,不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专家学者们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特别是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阐释,揭示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丰富内涵。除此之外,理论界还就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关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所体现的治国理政新思路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全面展开2014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学者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学者们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思想道德营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树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3.全面深化改革理论研究持续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专家学者们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正确处理好的重大关系,专家们认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改革发展稳定等重大关系。关于怎样理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者们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二要不断改革和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体制,确保党和国家制度的科学化;三要加快治理能力建设,努力把制度优势尽快转化为管理社会的实际效能。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论研究逐步展开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整体部署。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者们认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学者们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为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强大动力。5.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研究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关于如何正确把握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关系,学者们认为,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学者们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当前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关于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问题,学者们认为,当前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积极推行“和平演变”“颜色革命”,鼓吹“民主宪政”“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国内也有人大肆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主张走改旗易帜的道路,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坚决予以回击。6.关于进一步推进理论研究工作的几点思考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一要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主观主义;二要坚持为现实服务的方向,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研究;三要注重理论的“超前性”,使理论研究不断走在时代前列,理论成果更好地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健康发展。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针。我们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必须坚持“古为今用”原则,决不能丢掉“老祖宗”;另一方面,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创新是使理论保持生命力的源泉。为此我们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必须坚持“推陈出新”的原则,对于传统的东西要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建设与批判相结合的方法。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意识形态和理论研究工作都应当是建设性的,在注重意识形态和理论研究建设性功能的同时,我们决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建设的批判性与斗争性功能,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警惕以非意识形态化方式“创新”马哲

主持人语

有学者提出,之所以强调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针对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试图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纠正这一偏向,不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能否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科学看待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这一点这些年被淡化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哲学,则更是长期疏远了共产主义。这种疏远尽管在某些方面是出于误解,从而把共产主义视为只是一个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的政治概念,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用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重要论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时代,学术界再次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机遇和挑战?如何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蓝图

反对文化虚无主义防止保守主义思潮沉渣泛起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着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相互联系、内在贯通的新范畴,这四个重要范畴及其包含的深刻思想,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勾画了新的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有学者提出,目前在中国大地上,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热潮高涨,儒学重新成为显学。这使得有些理论工作者感到迷茫,意识形态领域陷于两难:似乎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就是贬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反之,则应把马克思主义请下指导地位的“神坛”,重走历史上尊孔读经、以儒治国的老路。这种非此即彼、冰炭不可同炉的看法,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有学者指出,不要抽象地争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非历史主义地争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高下优劣。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反对蔑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得到思想资源、智慧和启发,但也要防止以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

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含两方面含义:首先它是“当代”的,即是以当代社会的经济事实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当代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为主要任务。所谓当代社会,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最根本的特点是生产信息化的日益深入;从生产关系的发展来看,最根本的特点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停滞和衰败。其次它是“中国的”,即是以当代中国的经济事实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当代中国经济的运动规律为主要任务。所谓当代中国,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最根本的特点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时融合推进;从生产关系的发展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和成熟定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当代世界和中国新的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步提升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如何科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成果,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认识,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看法突出了理论的一般性,但忽视了中国特色和实践特色。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或当代中国经济学。这种看法突出了中国特色和实践特色,但忽视了理论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三是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至多是一种过渡经济学,不具有普遍意义,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是科学,才具有普适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违背事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新的理论范畴或概念术语的提出,为我们科学认识这个问题开辟了正确道路。它表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已经从经验性的知识上升为了系统性的学说,成为了一门科学。

非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影响力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是一门科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实践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历史任务,反映了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的实践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推动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比如,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要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还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应当包括四个部分: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影响力稳步提升,处于明显的优势和主导地位: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认同度提高了,这种公信力和认同度来自于党中央推行的一系列治党治国治军举措;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掌控力增强了,多年来与主流意识形态挑战争锋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国际上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失败论”等渐趋式微,“中国威胁论”、“中国争霸论”尽管有所抬头,但由于中国推行和平共赢的外交政策,这些论调也难以赢得多数人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拓展了,充分展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博大自信和蓬勃生命力。有学者认为,非主流意识形态在时代大潮淘洗和实践检验中逐渐失去影响力,同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态势,继续以变化了的内容和方式持续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学者们认为,当前是巩固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好时期,要在新的实践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四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没有完整的学科体系支撑难以发展,更难以教育和普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问题突出,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等方面都存在脱离实践、唯洋是举、照搬照抄、生搬硬套的不良倾向,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在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落到实处,并体现在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具体环节上。

破除“西方制度迷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觉醒

防范抵制文化霸权

在新的时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性、地位和使命的认识更加明确更加清醒,自觉性和自信心日益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在经历着新的觉醒。

学者们认为,“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同属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之下,已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推行新霸权主义的基本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变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或政权组成。有学者认为,各国国情、政情、民情等不同,照搬西方的发展道路与政治制度模式,不仅不能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和民主的期望,反而会导致国家的乱局,必须在观念上“去西方化”,破除“西方制度迷信”,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有学者认为,全球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小心掉入“颜色革命”的陷阱,整个社会将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防范“颜色革命”、抵制文化霸权、防止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期望全球化进步的人民的共同任务。

首先是举旗正名。一个时期以来,淡化回避政治经济学、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种时髦。历史上,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本是同一学科的不同称谓。但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即讲到政治经济学一般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到经济学则一般特指西方经济学。因此,淡化回避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的背后,往往隐藏的是“去政治化”和“去马克思主义化”的错误倾向,危害不可小觑。在这样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坚定表达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志和主张,意义极为重大。明确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近两年来,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再次成了流行话语,成为主流报刊杂志的热门话题,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课题、报告、论文、著作以及讨论会、研修班、学术论坛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学习和宣传掀起了一个新的热潮,出现了多年未有过的良好局面和有利形势。

(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其次是增强自信。当前,国际上面对西方经济学帝国主义日益沉重的压迫,要求改革经济学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国内,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摆脱洋教条的束缚,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共识,也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所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的深刻论断: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成功,则破解了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世界性难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久弥新的科学价值。同时人们也愈益强烈地认识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深入挖掘和吸收中华文化中包含的丰富经济思想,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和学说。

政治学篇

再次是把准定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一种影响颇深的误解,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不能指导经济实践,缺乏实用性。在一些高等院校,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只是思想政治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事情,与经济学专业无关。这种误解严重妨碍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运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反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也是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理论和指导经济发展的科学指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仅要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更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落实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

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了成就

最后是认清使命。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明确回答,这就是,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以往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仿佛只是中国独有的东西,不具有普遍意义。一些西方主流学者在总结中国的经济经验时,特别强调所谓的“初始条件”“特殊条件”,把中国的成功当作例外。然而,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不可分割的,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特殊到一般的一次新的认识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同时为当今世界试图摆脱贫困、实现国家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性仍不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有学者指出,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结果。经过近两年的全面深化改革,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体包括治理理念现代化、顶层设计系统化、重点领域制度化和治理技术多样化。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性依然不够,具体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不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仍然滞后、虚拟网络空间正在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提出严峻挑战。有研究者强调中国推行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改革,应该体现如下特点:第一,以国家整体绩效为立场,关注国家总体竞争力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第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把法治化视为改革的核心内容,更加强调国家的自主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建设;第三,以现代文明价值理念和规则为标准,改造国家治理体系,贯彻公平正义、民主协商原则,实现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学术界围绕这些内容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有价值的见解,现举几例加以说明。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性步骤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制度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计划与市场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或结合。前者属于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后者属于所有制或基本经济制度的问题;前者为表层关系,后者为深层关系。这两个问题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整体。必须看到,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既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兼容性,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体现公有制的要求;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实质,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

落实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党和法的关系问题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一总目标,要避免政府和市场问题上的机械二分法,认为经济体制只包括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二者非此即彼、此消彼长,存在一个明确的边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把政府的权力交给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完全市场化,这是对市场经济简单片面的理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领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此外,各级政府、国有企业、社会组织、法治体系、道德习俗等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必须从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出发,加强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发挥市场在微观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完善国家的经济治理体系,提高国家的经济治理能力。

有学者指出,依法治国是中共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性步骤。民主与法治不可分割,必须整体推进,没有民主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法治最终是为民主服务的,法治根本的作用还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许多学者指出,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贯彻落实依法治国首先必须彻底解决党和法的关系问题。党的领导并不排斥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恰好体现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必须自觉地接受宪法和法律的规范,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联系起来,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既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又注重发挥党和政府的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努力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使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的共同富裕。

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构建合作共治机制

关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刻矛盾日益显露;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特别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经历着深刻变革。这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为探索更加合理完善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这就是: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主要原则,坚持正确义利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方案,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是中国为人类发展作出的新贡献。

政府向购买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基本路径

有学者指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和任务是建设有限、有为、有责、有能和有效的现代政府,并构建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共治机制。政府职能转变有三重使命:第一,实施政府的自我革命,减少和简化政府权力,以放权实现简政,以减权促进增效,以简权促成繁荣。第二,改革和调整行政管理体系的内在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以优权催化优能,以督权推进履职,以限权达成归位。第三,政府治理现代化取向要求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结构性共治。有学者指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和推进社会事业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路径,其主要任务在于建构公共服务社会企业的竞争性关系、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机制、强化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各主体的能力以及建设理性的社会信任。

协商民主在政治现实和政治理论中深化

协商民主实践为中国特色民主提供契机

有研究者认为协商民主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过程中所形成的重要政治创造,内生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不仅为中国革命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为超大规模国家的平稳转型、有序发展以及有效治理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成为理论界和党政部门的关注热点,一是因为协商民主本身的重要性,二是协商民主比较切合中国的国情。对话、磋商、讨论、听证、交流、沟通、审议、辩论、争论等协商民主的各种形式,其实都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以及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不可或缺的环节。

(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经济学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结构优化

开启经济恢复增长动力的新周期

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侧重于企业微观机制的重构,提高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经济效率。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中国将实行新计划经济,即:所有的生产都会按照消费需求进行,未来的每一件产品,在生产之前都知道它的消费者是谁,并且知道这件产品的标准是怎么样的。也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不是回到计划经济,而是要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的有机结合。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供给和需求两侧的互相衔接与良好配合。还有学者认为,从注重需求侧到强调供给侧,明确供需两端同时发力,这是决策层对未来宏观调控政策达成的重要共识,这将有助于开启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动力的新周期。

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探索符合经济规律的制度

有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是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有学者认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重在掌握和遵循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有多个层次的内容,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应掌握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经济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和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要掌握和遵循几个社会形态中存在的经济规律,如商品经济规律、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更要研究掌握和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有规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和增强生命力,必须研究这些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情况,必须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增强自己的有用性和解释力。要汲取和借鉴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各门学科一切可以借鉴的东西,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努力跟上实践发展的步伐。有学者认为,提高经济治理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制度保障。完善制度,使制度安排符合经济规律,就要用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们遵循规律治理经济提供了体制基础,也提供了相应制度安排。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施精准扶贫方略

遏制贫困代际传递

有学者认为,扶贫首先要找准扶贫脱贫的最佳路径,实施精准扶贫,首先应解决“扶持谁”的问题。实施精准扶贫,必须以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为动力,多渠道、多手段、多方式加大扶贫投入。要努力提高扶贫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学者认为,实现物质脱贫首先要精神脱贫,只有具备想脱贫、想致富的信念、追求和勇气,才能把理想变为现实。还有学者认为,用教育有效遏制贫困代际传递,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从根本上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遏制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落实“一带一路”

推动双向开放

5197. com,有学者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逐步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这对双向对外开放提出更高要求。有学者认为,把“一带一路”、亚投行、自贸区等战略规划落实到位,就要继续转变我们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从“大进大出”到“优进优出”,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在对外出口领域改变需求减弱的现状,以优秀的产品撬动别国的购买欲望,优化我们对外出口的产业结构;一方面我们在利用外资上不会再“来者不拒”,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还是要给外资吃“定心丸”,积极提供各种服务,有方向地欢迎和鼓励外资进入。

(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社会学篇

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

从一元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型仍难

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在理论上继续深化的同时,开始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将社会服务与社会行动结合起来,逐渐走上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但研究同时也指出,中国社会组织还很少,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还很难分清。甚至于很多社会组织还不够成熟,难以承担其本应承担的职责。这就是说,从社会管理的一元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多元治理之间的转型,在理论上易于说明,但在实践中却实难进步。

中小城市空壳化消解户籍政策配置效力

城市新二元结构埋下社会治理风险种子

研究指出,最近几年,一方面政府加大了户籍制度的改革,另外一方面也推进了居住证制度的实施,甚至于在积分落户方面,各地政府也出台了多项规定。但在将城市区别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而分类施策时,却也使绝大多数就业于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落户需求与政策供给之间出现错配。政府希望通过政策性导引,让农民工就近就地落户转变为城里人,并让他们在中小城市购物买房拉动消费,但中小城市产业空壳化趋势所形成的市场推力,却消解了政府政策配置的效力。毕竟,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主要看重的是就业的收入。如果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收入远远高于中小城市,农民工就不可能回流到家乡。因此,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仍然会成为年轻的、学历较高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劳动力的流入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就变相形成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新二元结构。而这个二元结构,又在区位分布上形成城市中心区与城乡结合部的张力,给未来的社会治理埋下风险的种子。所以,在户籍制度改革仅仅限于将暂住证升级为居住证,并让居住证承担积分职能的情况下,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就取决于地方政府包容性社会政策的配置力度。

中等收入群体庞大而不定型

消费社会牵引出供给侧改革

学术界在近期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热词有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中间层等,其表达的内涵基本一致。这就是说,中国正在形成一个非常庞大但也不成熟的中产阶层。在阶层结构的转变中,中国的消费结构也从原有的模仿式排浪型转变为个性化、多样化。因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迅速变化导致了消费结构的迅速变化,但消费品的生产与供给市场却依然如故,所以,其一方面抑制了需求端的改革,另外一方面将庞大的内需转变为外需,导致中产阶层与先富阶层发展出了出国旅游与购物旅游。在中国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只有认识到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影响,才能够适应这一重大转型而发展出供给侧改革,并解决当前消费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

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

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缓慢下降,近期达到0.471左右。但学术界提出的基于抽样调查得到的基尼系数却依然高高在上,个别数据甚至高于0.5。大家在讨论中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确有缩小的趋势,但收入最高20%人口与收入最低20%人口之间的差距,依然缺少有效的缩小机制。另外,学术界的研究还发现:城市内部常住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农村内部常住人口的收入差距也有扩大趋势。所以,应该在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上,密切关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新问题。一些改革仍然走的是“增量改革”的老路,在解决老问题的同时,又增加了新问题,没有起到二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

(作者张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伦理学篇

在国际视野下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注文化传统的内在价值和综合继承

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学者指出,我们要在现代国际大视野下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有两种视野,一个是横向的国际视野。一个是纵向的历史视野。这两种视野激励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前行。一路走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源远流长,最重要的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块基石。因此,承托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卸脱的文化使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对其中某种或某几种文化元素的传承。任何关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都不仅要遵循文明与文化相互发明、相互印证的历史辩证法原则,而且要关注文化传统自身的内在价值取向和精神品格。

核心价值观公民认同研究深化认同机理和具体途径不断拓展

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是2015年伦理学界的关注点。有学者认为,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以公民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机理包含着外在机理与内在机理。而外在机理包括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发认同机理、凝练认同机理、倡导认同机理和颁布认同机理四个部分。而针对实践中核心价值体系政治认同边缘化的危机,有学者从价值自觉的角度,对解决核心价值体系政治认同问题的具体路径进行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得到公众的认同,必须在理论上进行科学的建构和阐释,在现实性上说服公众,在实践中印证价值理念,在价值认同中实现“物质利益激励、优越制度推进、官员示范引领”三大机制齐头并进的作用。同时,在价值认同主客体互动的过程中,尤其要紧紧抓住“人”的因素,加强主体自身的美德培育,以公民德性内化和守望获得认同。

道德可充任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德治在社会治理中有相应地位

继2014年社会治理问题在社会学界、政治学界的讨论之后,今年伦理学界讨论道德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方式。伦理学者认为,道德是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成性要素,影响着国家社会治理的各个维度。在价值层面,道德制约着治理理念的形成,推动着“权力本位”的破除;在制度层面,道德是一种有别于成文法规或“显性制度”的“隐性制度”,影响着显性制度的建构;在行动层面,道德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善”的治理主体,创设了良好的价值环境,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提供了必要的道德监督。有学者提出,道德治理同所有的社会治理一样,都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要映照现实的伦理关系。社会治理是通过协调社会关系,减少甚至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合作,进而通过制度安排,保证每个国家成员都能获得社会合作所带来的合理利益,从而实现国家的持续稳定与不断发展。而道德作为主要的社会治理力量,可充任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作用。

气候问题是一个道德和价值问题

汲取中国伦理思想治理环境问题

随着雾霾天气以及其他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有学者强调,气候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一个价值和道德问题。气候变化应该是自然的自我更新过程。但当代的气候急剧变化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为过度活动造成的。需要我们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重建价值观,以天地为上,把人看作天地的一部分,从而遏制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始动因。儒家在以天地为本源的价值观基础上所提出的天地与人一家的观念,特别强调人对天地万物和保护物种的道德责任。我们今天思考气候变化与全球责任问题时,应该认真汲取。

(作者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