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下)

党史学篇

〔摘要〕为了提高中共应对抗日战争时局的理论水平,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发起哲学小组,组织理论工作者和高级干部开展以辩证唯物论和军事战略问题为中心的理论研究,在学习中注重提高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革命实际的能力,并引发各类学习小组的相继成立和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发端于毛泽东哲学小组的学习活动,推动了中共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方法的确立,也是毛泽东本人在历史时局转换关头理论自觉意识的体现。

文化学篇用文化自信讲好精彩中国故事以传统文化为基助力文化复兴有论者指出,以文化自信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而中国故事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文化自信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和依托。完善立法评估的标准设置立法评估不排斥主观评估立法学研究方面,有学者就立法评估标准体系的建构指出:目前,立法评估标准体系逻辑上有问题,要进一步完善标准设置,使其更有操作性。互联网与民族主义成结合体社交媒体参与对外话语传播有学者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方兴未艾,作为互联网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体,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是人们强烈自信心和自豪感基础上的态度反应,它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也是社会文化现象。

党史人物研究依然是热点和重点

〔关键词〕延安时期;哲学小组;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学者;改革开放;评估;媒体;互联网;研究;观念;法理;供给

研究涌现出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

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指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把握深刻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掌握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薄弱,是造成革命事业屡遭重挫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共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则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到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人经长征抵达陕北后,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理论建设,如创办较为正规的干部学校,设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出版发行报刊书籍等,从而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际进行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性的研究。除了以上各项,发起成立专门致力于开展高层干部理论学习的组织,如毛泽东哲学小组,也是一项重要举措。

党史学篇

2015年,以纪念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为契机,党史研究涌现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

本文所指毛泽东哲学小组,是指毛泽东于全面抗日战争初期在自己住处发起的哲学研究团体,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和中共干部教育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阐明《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具有参考价值。目前,《毛泽东年谱(1893—1949)》尚无关于毛泽东哲学小组的记载,亲历者关于小组的记述则散见于回忆资料中。因小组存在期间各成员参与的时间跨度不同,亲历者们对学习活动的记叙存在若干相互矛盾之处。并且,学界也尚未见到关于小组研究的专题文章,虽有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论著涉及这一小组,但大多语焉不详。有学者也对小组的成立时间作过考证,但对结束时间的说法值得推敲(参见董标:《延安新哲学会:立意高远的思想机器》,《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鉴于以上情况,本文拟梳理和分析相关文献史料,并考证哲学小组发起演变的活动轨迹,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共理论活动的历史图景。

南昌起义指挥策略得到深入检视

关于毛泽东研究。关于毛泽东晚年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有关它的争议却持续不断。有学者根据已披露的史料及谈话的内容推论:毛泽东晚年很可能作过这样的谈话,时间大约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至28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之间。但最终确证,仍待相关档案文献的公开和相关当事人回忆的披露。

一、毛泽东组织哲学小组缘起

南昌起义后大局势受到全面分析

关于陈云研究。所谓毛泽东说“陈云一贯右倾”的说法在党史上流传甚广。有学者指出,从现有史料中并未发现毛泽东说过“陈云一贯右倾”的直接证据;但有毛泽东批评“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说法的记载。“陈云一贯右倾”的说法,从反面显现了陈云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的史实,比如:坚持“按比例发展”法则反冒进;面对“大跃进”,最早提出降低指标和保证质量的主张等。

中共的历史实践说明:能否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际关系革命成败,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正确认识和总结党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的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后期抵达延安后,基于对革命实践的理论反思,立足这一时期党内思想状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分析工具,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学习研究和理论阐发。193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指明博古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是“路线上的错误”。可见他已经开始从路线角度全盘反思党的革命实践。(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7、439页。)在研究哲学的同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在政治、军事、哲学等领域进行创造性阐发,围绕党内路线的成败得失这一主题,重在从思想方法角度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从方法论角度阐述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

2017年是南昌起义爆发90周年,同时也是建军90周年。因此,学界对南昌起义给予了较为集中的关注。

关于恽代英研究。恽代英是我党早期领导人和著名政治家、理论家,有学者系统总结了恽代英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作出的独特贡献,具体表现在:他短暂的一生,经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个阶段,致力于探索革命真理,追求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大量文章和通讯,成为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精髓要义有深刻的认知,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政治路线上,毛泽东认识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11、312页。)。1935年12月,他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长期无视国内政治格局变动的现实,他在报告开头即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当前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152页。)为此,他批驳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并着重阐述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报告全面阐释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中央调整阶级政策进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有学者认为八一南昌起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有学者认为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的指挥策略是以武装暴动为旗帜、以土地革命为宗旨、以四省联合为策应。有学者探讨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后的南昌局势,认为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昌乃至整个江西都陷入极度混乱和白色恐怖当中;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和屠杀是出现这种形势的根本原因;但起义军撤离南昌时未能做好更为周密和细致的善后安排,未能选择在江西地区就地开展革命,也是南昌起义可汲取的经验教训。

关于叶挺研究。有学者剖析了高敬亭案件,认为1939年6月被处死的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确实犯有严重错误,新四军军长叶挺不应对高案负主要责任。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中共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项英是遥控者,江北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是执行者,延安党中央是最后决断者,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罢了。

在军事路线上,毛泽东指出:“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6页。)。中央苏区时期,教条主义者曾经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主张批判为“狭隘的经验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57页。)甚至指斥“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1933年2月20日,少共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博古在同罗明谈话时提出这一观点。参见梅剑主编:《延安秘事》,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237页。)。而这一情形并未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得到彻底改变。为了回应来自“中央苏区的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批判,“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连续读了《孙子兵法》《战争论》等8本经典军事著作,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酝酿,于1936年12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73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4页。)。他阐述道:“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所处的特殊情形和性质,就不能指导革命胜利前进(《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174页。)。该文以战争和军事问题为研究对象,通篇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第一次系统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端正了军事路线。

还有学者以《汉口民国日报》等媒体信息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南昌起义爆发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应对:在舆论上,借机大肆攻击中共,为其“分共”“清党”增加理由;在“分共”方式上,从“和平分共”转为“严厉驱共”;在军事上,武汉国民政府虽声称要“合力围剿”中共,但所部各怀心思,“追剿”只限口诛笔伐,没有形成统一行动。

关于罗瑞卿研究。有学者指出,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发生的林彪禁止罗瑞卿做总结发言的风波,其远因是毛泽东否定了林彪提出的“北顶南放”战略方针,近因是罗瑞卿在作战会议上批评作战部一份材料时无意间触怒了林彪。至于“弹打不飞,棒打不散,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这句话,则是叶群编造的。林彪、叶群和邱会作说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既是对罗瑞卿的诬陷,也是对贺龙的诬陷。

在思想路线上,毛泽东指出:中共成立15年以来所犯错误,“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中共要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和传统,在解决问题时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必须“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于多数干部中”。(《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0页。)他把哲学视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工具,并认为自己对此掌握得不够,因而到陕北后即致力于“以哲学为主”的工具性研究(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访问时,就记述了毛泽东认真研究哲学的情形,指出他读书范围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涉猎古希腊哲学、西方古典哲学(参见〔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76页。)。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上写满批注,其“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即“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这些批注也成为《实践论》的基本内容。(郭化若:《学习与回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01页。)他“为了给抗大讲课”,1937年8月写出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章节的《辩证法唯物论》,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讲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04页。)。他在书中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结合,从哲学角度阐明中共的思想路线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中国革命问题的范本,为在革命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

从七七事变走势看中共决策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成为契机

在毛泽东对中共历史作出上述总结时,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政治局势处于重大转折的历史时刻。面对纷纭变化的国内外局势,迫切要求党内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进而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此时,党内存在看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著述,轻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象。1937年夏天,毛泽东在抗大为高级研究班讲授哲学课程时,个别人不来听课,反而嘲讽“毛泽东懂什么哲学,他讲的是庸俗哲学”。(江华:《功绩永垂青史
风范长留人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5—216页;张黎群等主编、唐非撰:《胡耀邦(1915—1989)》第1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76页。)王明到延安后,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一时流传着所谓王明才是“理论家”,毛泽东只是“实践家”等议论。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名义指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则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指出:“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必须坚持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伊始即阐述“战争的长期性”,指出中国经过持久抗战最后必将胜利的前景。(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1、512、516页。)当时党内多数干部对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式地解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导致中国革命出现严重曲折的历史教训,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毛泽东与王明上述争论的实质,在于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指示出发,其根源是思想方法问题。引发上述争论的关键因素是党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尚未普遍确立,各种机会主义错误由此而生,在某种客观环境下滋生新的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后来谈到这一争论时评价道:“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21页。)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上述右倾主张一度在中央占据上风,在长江局和新四军敌后抗战实践中得以某种程度的贯彻,也影响到中共抗日战争实践的顺利推进。

从抗日救国政策演变看贡献

抗战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为了在中国抗日时局转换的关头担起领导责任,中共必须妥善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交织的复杂状况,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邃眼光引领民族未来的前进方向。这一问题的解决,无法从马列主义经典中找到现成答案,而需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原则分析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

有学者分析了中共对七七事变性质、走势的判断和因应,认为七七事变的发生,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既在意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中共中央判定,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据此,在到洛川会议召开的两个多月里,中共及时提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方针,制定了动员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力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克服各种障碍完成红军改编,迅速开赴抗日战场。

关于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研究。有学者重视挖掘新史料,特别是用敌方的资料来阐明中共的抗战作用与地位,指出:红军东征壮大了抗日力量,宣传了抗日主张,初步显示出中共是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学者指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抗击日本侵华战争的中流砥柱。日本侵略者对之极为仇视并妄图扑灭。为此,日本政府、军方乃至一些民间侵华机构长期搜集相关情报并据此作出叙述、分析。这些资料所涉及的大量史实及当时日方的态度,在今天反而成了历史见证。还有学者指出,战后日本编纂的几部战史,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倡导的全民族抗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具有的重要地位,都有详细反映。日军在与中共领导的军队长期交战过程中,终于发现其游击战的力量源泉正在于民众,从而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实际上,自毛泽东经长征抵达延安后,就表达了通过开展学习提高个人理论素养以指导目前的抗日战争的意图(参见《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24页。)。而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历史时局转换的历史关头,中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自己关于抗战的军事战略和方针,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回答抗战局势提出的现实问题,因而毛泽东在理论探索上的紧迫感也增强了。1937年底,毛泽东计划撰文批驳当时流行的“亡国论”“速胜论”等观点,便召集郭化若等开座谈会。他在会上“提出为什么要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怎样指导游击战争等军事理论问题,请大家发表意见”。(《郭化若回忆录》,第132—133页。)1938年,毛泽东在酝酿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召集肖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人探讨这一军事理论问题(《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10页。)。这两次军事座谈会,是毛泽东酝酿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的起点。之后,毛泽东又利用延安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理论工作者集中的有利条件,发起哲学小组等学术团体开展理论研究。

有学者分析了七七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贡献,认为其历史贡献在于:发动各族人民,激发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促成国共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积极外交,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

关于抗战期间中共对外交往研究。有学者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边区“国际饭店”逗留的几个西方人士撰写的关于敌后根据地的报告为中心进行研究,指出:这些因为偶然机会成为中共抗日观察者的西方人,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有关方面对敌后根据地情况的了解,从而对美国政府1944年最后下决心派美军观察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学者对1944年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进行了再审视,认为从舆论宣传来看,中共获得了极大成功,国民党遭遇极大挫折。

二、毛泽东哲学小组始末考证

一篇经典著作的发表

关于抗战史研究的诸多共识。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富蕴新论,吸纳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一是再现了中国人民艰难曲折的14年抗战历程。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军民的抵抗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二是客观地评价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共创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三是论述了中国是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国。

通过分析研究文献资料,梳理毛泽东哲学小组发起演变的历史脉络,笔者认为,小组的研究活动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标注中国道路的探索

中共创建史、遵义会议研究呈现新亮点

第一阶段,毛泽东组织理论工作者就唯物辩证法问题展开探讨。

2017年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60周年,学界重点对其现实价值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知青史、“文革”史等专题研究有新视角

1938年初,毛泽东在杨家岭办公室组织哲学座谈会,开始参加的都是中央秘书处的秘书或干事,讨论辩证唯物论诸问题,“每星期三夜晚一次”(根据郭化若两次回忆,确定哲学座谈会的发起时间。郭化若:《学习与回顾》,第215页;《郭化若回忆录》,第128页。)。他亲自主持每星期一次的讨论会,引导中央秘书处的秘书和干事“学习辩证法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温济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是怎样教导我们学哲学的》,《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4期。)。这表明毛泽东发起的哲学小组最初以中央秘书处秘书和干事为主,开展以辩证唯物论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活动(但此处关于哲学座谈会地址的说法有误,因为1938年11月20日日机轰炸延安之前,毛泽东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此后才迁往城外杨家岭。《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98页。)。

有学者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良好开局的重要标志之一,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学者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于中共创建史研究。有学者研究了《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指出《新青年》杂志与中国共产党相生相起,并曾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舆论重镇,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锋,在马克思主义与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中,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直接推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学者研究了杨明斋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杨明斋作为俄共正式派往中国代表团中的一员,不仅为党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有学者通过对毛泽东哲学小组成立时间诸多说法的考证,指出该小组1938年初至4月以前已定期开展研究活动(参见董标:《延安新哲学会:立意高远的思想机器》,《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笔者认为,此处所指哲学座谈会,即应当是毛泽东哲学小组发起的开端。揆诸史实,可以印证这一说法。如1937年12月28日至次年5月28日,毛泽东曾就写作及探讨军事战略问题7次致信郭化若(参见沈效良:《毛泽东给郭化若十封亲笔信的来龙去脉》,《福建党史月刊》2000年第4期。)。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致艾思奇信中表示目前已开始研究军事问题,但暂时还不可能写文章,且嘱咐他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可以来谈理论问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8页。)。两天后,他与洛甫致电邓发,要求其搜集莫斯科《战争论》“邱译稿”抄寄回国(张培森:《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半个月后,他又致电在苏联的王稼祥,要求“搜集战略书”并翻译后寄回,并三次提出抗大应讲授战略问题以“提高战略空气”(《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8、62、63、73页。)。上述史实表明:毛泽东此时致力于军事战略问题研究,着重探讨军事辩证法问题。上述所说“每星期三夜晚”与毛泽东致艾思奇信提出“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来访的日程安排,证明毛泽东在这两天晚上有固定的活动安排,即说明1938年初至1月12日毛泽东致艾思奇信之前,小组已开展理论研究。1938年初,随着哲学小组研究活动在延安造成影响,理论工作者和高级干部的兴趣开始被激发。“随后参加座谈的人数加多了,有些高级干部和理论家也自愿报名前来参加,座谈的内容也有所发展。”(郭化若:《学习与回顾》,第215页。)高级干部参加学习讨论后,影响随之扩大(温济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是怎样教导我们学哲学的》,《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4期。)。毛泽东召集学者和将领在他办公室讨论哲学问题,“以后定了每个星期三晚上都来开座谈会的学习制度”(王丹一回忆,毛泽东组织哲学座谈会的时间是“1938年冬天”,实际应是1938年初。毛卫平:《写出新〈大众哲学〉是时代的需要——访王丹一》,李金山主编:《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24页。)。上述信息表明:在哲学小组影响扩大后,艾思奇等理论工作者、军事干部参与进来。而随着参与主体逐渐增加,哲学小组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其中,郭化若意识到毛泽东组织哲学小组,“是他传播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种方式”,是提高干部马列主义水平的一项有效措施。他经毛泽东、艾思奇指导,“把唯物辩证法理论引入军事领域”,运用辩证法对战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受到毛泽东鼓励。(《郭化若回忆录》,第129、130页。)

有学者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解读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结束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初期,毛泽东基于世界历史视阈而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经典文献;坚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和修改的世界历史视阈,汲取其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智慧,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局面,具有伟大而恒久的价值。

关于遵义会议研究。有学者认为,对遵义会议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一次具体的会议上,应联系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毛泽东的重要贡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长征初期的困境等史实来加深对其历史背景的认识;应联系遵义会议之前的系列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具体经过,以及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来全面理解其内容和历史进程;还应明确其对长征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以遵义会议为界,又经过瓦窑堡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中共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在党内逐步深入人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传统,成为胜利前进的保证,这才称得上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总之,在这一阶段,毛泽东重点学习、研究与推广新哲学,特别是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倡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关于知青史和“文革”史研究。有学者从地方志资料入手来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认为知青安置经费的实际支出、人均经费及具体使用在各地存在较大差异,即使在一个省区内,各县的经费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动员政策方面,个别地方率先进行调整,中央政策则受到地方政策的影响。

第二阶段,何思敬主讲《战争论》期间,毛泽东构思写作《论持久战》。

有学者考察了“文革”期间的黑体字语录,指出其发端于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刊登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时全部是用黑体字排印的。此后,直到1978年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才得以取消。

随着哲学小组对军事战略研究日益深入,毛泽东引导成员将研究重点转向《战争论》一书。毛泽东的《读书日记》表明,1938年3月18日至4月1日期间,阅读《战争论》至该书第168页(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2—283页。)。莫文骅先后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研究《战争论》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使用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参见莫文骅:《永不磨灭的怀念》,《缅怀毛泽东》下册,第130—131页。)。1938年2月,毛泽东在住处召集肖劲光、莫文骅等,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莫文骅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2页。)。根据莫文骅的回忆,同年4月,毛泽东又“请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本讲解”,经过约三个月学习基本读完该书,(莫文骅:《出色的翻译家》,杭州市余杭区政协文史委编:《先驱者——何思敬史迹》,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4页。)“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莫文骅:《永不磨灭的怀念》,《缅怀毛泽东》下册,第131页。)。另据徐懋庸的回忆,1938年9月,毛泽东还在自己窑洞组织每周一次的哲学座谈会,陈伯钧、郭化若、艾思奇等参加,“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即《战争论》——引者注)的内容”。(《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7页。

(以上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李庆刚撰写)

综合莫文骅与毛泽东《读书日记》提供的信息可知,1938年2月,毛泽东哲学小组开始研究《战争论》,采用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对《战争论》有较深研究的何思敬抵达延安后改变了小组的研究方式和参考文本。(《新中华报》报道:1938年4月1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招待先后抵达延安的何思敬等文化人。参见《文化消息》,《新中华报》1938年4月5日。)同年4月,何思敬参加研究会后,发挥精通德文的外语优势,将《战争论》从德文翻译为中文,运用该书中的军事辩证法分析探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当时存在以陈云小组、洛甫小组学习的书名指称其主持的学习小组的做法,如于光远、吴衡、王仲方等在回忆中,把洛甫小组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组,陈云小组称为《政治经济学》小组。(参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8页。)莫文骅所谓先后参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实际是毛泽东哲学小组开展学习活动的阶段性呈现。

文化学篇

哲学小组这一阶段虽以军事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实则研究军事辩证法,兼具军事属性与哲学属性,在毛泽东希求从思想方法上认清中国抗战时局的特定历史情境,其哲学属性更为明显。上述研究活动,实质上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战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进而指导当前的抗日战争实践的战略思考。他此时致力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研究,先后酝酿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部著作。《论持久战》通篇没有哲学名词,但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质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抗日战争发展走势的哲学论著。(参见邓力群:《怀念郭化若同志》,《人民日报》1996年12月20日。)该书“不仅是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江华:《功绩永垂青史
风范长留人间》,《缅怀毛泽东》下册,第217页。)毛泽东研读《战争论》的时间与他酝酿写作《论持久战》的时段重合,小组阅读研究《战争论》,为他构思《论持久战》准备理论基础。在《论持久战》中,他批判性地汲取《战争论》学说的合理成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予以创造性发挥:首先,对克氏“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的观点予以深化,指出战争是特殊的政治手段,“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其次,对“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论予以补充和发展,指出这一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再次,对战争“盖然性”问题予以改造和发展,把战争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偶然性与必然性最大限度地辩证统一,解决战争的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9、480、482、483、490页。)。

互联网+推动文化发展升级换代

《论持久战》一文的顺利写出以及在国内外产生的广泛影响,显然是毛泽东对郭化若所说“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沈效良:《毛泽东给郭化若十封亲笔信的来龙去脉》,《福建党史月刊》2000年第4期。)的结果,也是对他一直强调军事战略问题的答复。他在文中阐明抗战的发展道路和最后结局,解决了这一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该文将哲学思想融会贯通,在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性中深刻阐发哲学思想:其一,阐发过程论思想,提出抗战“三阶段”论,是运用过程论对抗战发展趋势的宏观把握;其二,论述量变与质变思想,阐述质量互变规律范畴的部分质变论,将其视为质量变化过程中特殊的态势和规律;其三,论述“自觉的能动性”思想,区别辩证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对物质反作用理论的发展。

传统文化行业在运营中革新观念

第三阶段,组织理论工作者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模式中的“+”是指用互联网思维改造或改变传统行业,旨在促进互联网与各产业的融合创新,在技术、标准、政策等多个方面实现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充分对接,使传统文化行业在运营与发展中革新观念,利用技术破除地域、组织、行业对自我发展的束缚,积极探索前沿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繁荣和活跃文化市场。

根据前述莫文骅回忆:1938年4月,研究会开始阅读《战争论》,历时3个月基本读完该书。可见,大致到1938年6月左右,哲学小组关于军事辩证法问题的探讨告一段落。小组研讨活动对《论持久战》写作产生的重大影响,表明开展小组研讨的方式易于收效。如何坚持这一学习机制并持续发挥其在中央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问题,而新哲学会就是在这一形势下成立的。

有学者指出,“互联网+”理念在文化发展的实践中推动着当代高科技与文化创意的跨界融合,是科技革命中范式转换的必然成果,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更新思维方式和产业运作方式,带动和实现发展路径和模式的升级。

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住在杨家岭期间参加中组部的哲学学习“(直到后来毛主席移到枣园办公,才停止)”,“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列主义的新哲学,又提出成立新哲学会”(郭化若:《学习与回顾》,第215页。)。由毛泽东召集哲学座谈会引发的组织学习小组的学习模式,“迅速发展为以延安新哲学会为核心、全国解放区大力开展的学习运动”(毛卫平:《写出新〈大众哲学〉是时代的需要——访王丹一》,李金山:《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集》,第424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小组是新哲学会成立的基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文化活力

1938年6月,《新哲学会缘起》草就标志发起人达成共识。《缘起》千余字五次提到“抗战建国”,宣称其目标在于反对“纯理论”的研究,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为抗战建国的任务,为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用集体的力量来尽自己的责任”。(艾思奇等:《新哲学会缘起》,《解放》1938年第53期。)表明中共领导人发起新哲学会,以服务于当前抗日战争实际为宗旨,理论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列名发起人仅郭化若为军事将领,其余均为理论工作者。这一变化,说明即将成立的新哲学会研究重心将从军事问题转向哲学问题。不久,新哲学会成立。(《毛泽东年谱》记载:约在1938年夏秋,毛泽东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91页。)

创客、威客、极客、数客等人才脱颖而出

为宣示新哲学会的成立,主持者艾思奇、何思敬分别邀请理论工作者作学术报告,组织约200人听讲演。毛泽东为庆祝新哲学会成立会顺利召开,特意宴请理论工作者,“号召大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的新哲学,把传播新哲学的活动进一步扩大”(郭化若:《学习与回顾》,第208页。)。

有学者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一个理论话题,意在说明我国创业者群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与文化科技相融合,创客、威客、极客、数客等文化创意类复合型人才,将在这轮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的培育与发掘中脱颖而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民创新、创造与创意的活力,是进一步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要求,这需要以改革的思维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制度环境。

1938年11月20日,也就是日机轰炸延安当天,毛泽东住址由城内凤凰山麓迁出城外,哲学座谈会迁至中央组织部召开,毛泽东和徐懋庸仍然参加。当时由陈伯达讲授老子哲学思想。(参见《徐懋庸回忆录》,第108页。)组织哲学座谈会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要求参加,参加者日益增加,以至毛泽东的办公室容纳不下了。于是便移至中组部和中宣部。(参见郭化若:《学习与回顾》,第215页;毛卫平:《写出新〈大众哲学〉是时代的需要——访王丹一》,李金山:《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集》,第424页。)哲学座谈会迁至中组部后,毛泽东仍然参加,但他仅以听众身份参加中组部小组,而非主持者或主要参与者。

有学者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一个实践话题,是我国经济社会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是继上世纪80年代“个体户”创业潮、90年代“网络精英”创业潮之后的第三次创业潮。而文化科技的创新、创意与创业在此轮高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双创”战略的引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动与实践,涌现出创客空间、创客总部、京西创业公社、极地国际创新中心、3W咖啡馆等一批较为活跃的众创空间和各类创新孵化机构。

5197. com,“新哲学会成立后,即在许多学校或机关里组织了许多哲学研究小组,经常地进行各种报告和讨论。”(江湘:《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到1940年春天,新哲学会组织中宣部、中组部、总政治部“重新成立了哲学小组”(江湘:《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1940年二三月间,中宣部小组(即洛甫小组——引者注)根据当时中央在职干部教育计划重新成立后,坚持学习活动一年左右(参见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38、141页。)。1940年6月,中央宣传教育部召开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李维汉在讲话中指出,为推动学习运动深入,中央宣传教育部组织三次教育检查工作(参见罗迈:《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解放》1940年第110期。)。章夷白“宣布模范小组名单,并把他们的学习方法,学习精神,提供其他各小组学习参考”(江湘:《一年来在职干部教育成绩在哪里?宣传教育部召开总结大会》,《新中华报》1940年6月11日。)。洛甫小组、陈云小组等8个小组被评为甲类模范小组,另外评出乙类模范小组21个、丙类模范小组10个(《那些是学习模范小组?》,《新中华报》1940年6月11日。)。可见,毛泽东哲学小组催生新哲学会,新哲学会成立后,又促成延安各学校机关建立哲学研究小组,这也成为由延安发起继而扩展到全党的理论学习运动的开端。

文化助力非首都功能疏解

作为毛泽东哲学小组后续组织形式的新哲学会,可以从相关文献推断其存续时间。和培元纪念新哲学会三周年的文章表明,截至1941年6月,新哲学会尚在开展活动。关于之后新哲学会的事情,亲历者的回忆不再提及。1942年春天,延安发起整风运动,一时造成研究理论即搞教条主义的紧张形势,延安理论学习的重心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在这种情境下,新哲学会中止活动。

文化资源仍有制约因素

总的来说,新哲学会以及各种学习小组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研习活动,并在不同程度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为此后全党学习运动的发起及思想方法的确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有学者认为,文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应发挥“排头兵”的作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明确京津冀区域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加速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北京作为“知识型+服务型”城市,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优势产业,优化区域功能布局。发挥品牌企业的影响力,推动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创业投资。在北京向津冀进行辐射和带动的层面上,在京的百度、京东、新浪、搜狐等高科技文化产业“准航母群”可以总部经济的形式,将产业下游的服务性行业以产业转移的方式转移至周边,既减轻自身发展包袱,又可以通过产业链的拓展与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三、毛泽东哲学小组的作用和影响

有学者指出,一体化是一个各系统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将大幅提升产业协作、企业协作和资源整合的机遇,但也存在一些亟待突破的障碍或制约性因素,如行政管理的分割让区域内的文化资源难以实现高效整合;京津冀文化协同的程度相对较低,没有形成高低搭配的合理产业布局等;京津冀三地的财政实力、经济水平、消费成本等存在显著差异,三地之间没有形成一体化发展的文化认同,这将制约着文化整合、文化合作的深入开展。

毛泽东哲学小组发起后开展的学习研讨活动,营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产生的理论氛围,为此后中共发起全党范围的学习运动准备了组织形式,推动了全党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路线的确立。

文化立法进程不断加快

首先,哲学小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探讨,推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

文化产业发展不断提速

1938年4月,艾思奇撰文指出,推动正确的哲学运动顺利开展,可以从思想方面推进抗战事业,呼吁哲学界发起“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推动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还是实践,辩证法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在今日的中国,它是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而绝对排斥学院式的空洞的争论”。(艾思奇:《哲学的现状和任务》,《自由中国》1938年创刊号。)哲学小组成员的理论见解和思想观点,对于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理论升华创作,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数月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号召“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共产党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具体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1938年第57期。)由以上过程可见,毛泽东从思想方法上批判教条主义,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一个基本总结。艾思奇从学术文化领域率先提出“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这一命题,毛泽东将“中国化”这一思路创造性地运用于政治领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自然地结合起来,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指导中国革命进程的思想原则。

有学者指出,文化立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短板。2015年我国加快文化立法的进程,全面开启了文化立法的新篇章。文化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新形势下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密切相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相关,与文化生产及产品的日益丰富相关。

分析艾思奇、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可以看出:艾思奇注重理论层面的阐发,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中国抗战实际角度提出“哲学中国化”命题;毛泽东侧重实践层面的推广,从运用辩证法唯物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角度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艾思奇为毛泽东提出上述命题提供了启发借鉴,推动其哲学思想的丰富发展。毛泽东对艾著哲学“研究提纲”批注约2800字,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提出许多深刻意见。(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60—388页。)除了艾思奇之外,何思敬对《战争论》的翻译解读,和培元、杨超、陈伯达等在哲学小组活动中的理论见解,共同促进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有学者认为,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我国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公共文化投入率偏低、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混乱、人员配备不足、社会力量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渠道有限等因素,制约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趋势日益明显。但协调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规避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乱象、促进文化与各行业融合发展、加强对外文化贸易与文化竞争力等因素,都需要文化产业法律体系的完善。(以上由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博士王林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金元浦撰写)

总的来看,理论工作者的著述对毛泽东的启示表现在:一是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形成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为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思考问题增添富有价值的理论内容;三是对《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的写作产生广泛影响。

法学篇

毛泽东和理论工作者的理论互动,推动前者在汲取理论见解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范式,促使后者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现实化研究,引领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基本走向和发展趋势。二者的深入互动和交流,是中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推动中共理论建设的发展和革命进程的走向。哲学小组所呈现的党的领袖和理论工作者深入交流的历史情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国家能力和法律体系完善的宏观法治建设持续推进

其次,哲学小组的理论研究推动全党学习运动的开展,形成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厚氛围。

法治运行及公民守法层面的微观法治建设受到重视

学界普遍认为:中共发起学习运动,始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出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的号召。而实际上,毛泽东发起哲学小组,就已经标志着由中央领导人组织理论工作者,进而扩展至高级干部的学习活动拉开帷幕。

有学者指出,就宏观社会领域而言,我国社会存在着国家整体蓬勃发展趋势向好,而一些公民个体却认为存在社会不公、微观体验不佳的悖论;就法治建设领域而言,存在着国家推进法治建设和法治体系不断进步,而在具体实践中却依然存在着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等破坏法治的悖论。

在毛泽东哲学小组学习活动的基础之上,1938年12月25日,根据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开展学习运动的指示,《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指出:今天处在中国历史转变的伟大时代,要在这个空前的民族战争中求得生存,党员必须努力学习理论(《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新中华报》1938年12月25日。)。1939年2月17日,中央正式成立以洛甫为部长的中央干部教育部,统一领导全党的干部教育和学习运动(参见王仲清:《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08页。)。5月20日,毛泽东在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指出,“在延安已经组织的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等,而且已经见了功效”,推动在职干部学习是提高全党理论水平的有效途径,号召全体党员干部“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把学习运动推向全党。(《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2、185页。)1940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下发《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主要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部成立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机构。3月20日,中央书记处颁布《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规定支部负责组织学习、设立学习干事,并由各级宣传部经常指导检查学习状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23页。)这两个指示发布之后,延安的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开始逐步在各敌后根据地得到推广。

也有学者通过全球比较研究发现,“二战”以来在众多试图进行法治转型的后发国家中,真正成功实现高水平法治的比例很低,甚至不到10%。对于成功的法治转型或法治建设而言,至少需要考虑三个环节的因素:作为环境性必要条件的国家能力、法律体系完善或制度供给,以及法治运行实践。前两个环节属于法治建设的宏观方面,而运行环节则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微观的一面。整体上的国家权力行使,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属于宏观方面;而具体个案中的执法、立法与司法,以及贯穿于公权力行使及公民日常生活的每个公民的守法,则属于法治建设的微观方面。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的历史阶段,我国法治建设就应该在兼顾国家能力和法律体系完善的宏观法治建设的同时,更加侧重法治运行及公民守法层面的微观法治建设。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人民团体、国企和事业单位乃至私营单位内部的微观法治建设,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二是通过厉行法治,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真正实现全民守法。

由上可见,毛泽东通过哲学小组开展学习研究,以率先垂范的模范行动带动全党形成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氛围。这一学习活动后来扩展到中央机关和各院校,为中共在抗日战争前期理论学习的扎实推进提供了组织架构和学习经验。

“打虎拍蝇”引发对党纪与国法关系的思考

再次,哲学小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著述,推动中共和中国革命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中国法治理论与西方法治理论有重要分殊

毛泽东成立哲学小组,既有自己学习研究的初衷,也有推动全党明了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意图。他号召全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际的思想,指明哲学小组成员研究理论问题的方向。陈云、洛甫组织学习小组时即明确理论学习必须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参见《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70页。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8—59页。)洛甫在这一时期代表中央起草的干部教育文件中,一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干部接受理论后,自觉运用于抗日战争实践。朱德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发言指出:辩证法在两年来得以迅速发展,“在华北以及全国的一切进步地区,都研究着新哲学,现在许多干部都能把哲学上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何思敬在会上指出:毛泽东所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是在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中所产生的伟大文献”,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纲领与策略”,充分肯定理论对于抗日战争实践的指导作用。艾思奇也在会上指出:两年来在哲学小组的引导下,延安各级干部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一般的同志都能有意识的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江湘:《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上述从不同角度着眼的发言,说明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普遍重视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化的革命理论对于中共开展抗日战争实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有学者认为,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的反腐行动,不仅在实践上淬炼了纪检机关,也在理论上引发了对党纪与国法关系的思考。中纪委就党纪与国法的关系指出: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要求决定了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国法是所有公民的行为底线,党纪是对党组织和党员立的规矩。这说明党纪与国法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在社会主义中国,其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及依法治国,与西方以多党政治和三权分立为背景的法治有着鲜明的区别;也正是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西方法治理论有了重要的分殊,不与党建结合起来,就无法完整理解中国的依法治国。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实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有深刻系统的认识,并从政治、军事、哲学理论诸方面分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他指出革命屡遭重挫的根本原因是“在党内长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其思想基础则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6页。)这也说明中共已经在有意识地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角度分析问题。哲学小组核心成员艾思奇、和培元、陈伯达与新哲学会发起人杨松、张如心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述,立足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宣传中共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成果,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为摆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式解读和盲目套用,为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不遗余力地宣传呼吁。上述种种努力,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

司法公信力不高是世界难题

哲学小组发起、活动、演变的历史脉络,可谓因应中共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期反思历史问题与走出现实困境的特定背景,是客观形势和领导人主观意愿结合的产物。小组的研究活动引发全党范围的学习运动,形成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厚氛围,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小组开展的理论活动,某种程度上为发动以端正思想路线为主旨的整风运动奠定认识基础,进而为抗日战争实践的顺利推进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司法改革仍是理论研究热点

综合以上,通过对毛泽东哲学小组发起渊源和开展理论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哲学小组催生陈云小组、洛甫小组等中央领导人集体参与的学习组织,在此基础上组建较为制度化的新哲学会,吸收延安理论工作者集体参与,为1939年春天正式发起全党学习运动提供了学习经验和组织架构。毛泽东通过组织少数理论工作者开展非制度化的学习活动,针对党的历史上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分析,从哲学角度和思想路线层面予以剖析,旨在提高全党把握现实复杂局面的能力。这种在全党进行以哲学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习活动,表明中共在历史新局面到来的时刻,毛泽东有意识地进行理论武装的自觉性。

有学者指出,司法公信力不高是世界性问题,司法改革是世界性潮流。一方面,司法改革一直在遵循司法规律、提高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上推进;但另一方面,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与公正司法、专业化和职业化与提高司法权威、实行员额制与法官遴选制度改革、人财物省级统一之后,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法院与其他地方党政和权力机关诸多的关系如何摆正和理顺,都成为司法改革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特赦是国际通例,更是我国传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法治精神与德政传统成功衔接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有学者指出,特赦是国际通例,更是我国固有传统。遇有重要庆典、重大事件,行大赦、曲赦、德音之令,给行差走错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中国政治“宽宥之道”的传统,也是平和世道人心、和谐社会关系的仁爱政治。

有学者认为,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曾于国家有功的部分罪犯实行特赦,是对他们所做历史性贡献的认可,使他们在胜利日分享国家的喜庆;而对符合条件的部分犯罪时不满18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的特赦,体现了我国法制史上一直提倡的“矜老恤幼”赦免原则。通过法治精神与德政传统的成功衔接,将向世界展示中国法治发展的成果与制度自信;以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亦能促进社会和谐,彰显中国政治中和宥恕的雍容气象。

(以上内容由《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撰写)

新闻传播学篇

大数据时代催生新闻学的数字化转向

机器人记者写稿引发一系列敏感问题

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时代的新闻,从实践到理论都已经开始了前期的探索,但还谈不上媒体的大规模普及。从实践层面看,大数据新闻根据各自内容的不同和操作层面的侧重开始有了分类。在理论层面,对新闻传播的内容生产、真实观念、价值观念、权威性甚至新闻机构的未来组织模式等,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催生了新闻学的数字化转向,留存在互联网中的海量数据通过各种统计采集和方法计算,并通过不同的可视化呈现应用在新闻报道中,不仅可以加强报道的深度,而且可以提升报道的精确性和对未来预测的科学性。有学者将其分为以下几个类型:计算机辅助报道——以计算机在报道过程中为提高准确性而进行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为特点;数据新闻学——以精确数据的抓取挖掘、统计和分析以及可视化呈现为特点;计算新闻学——以算法、文本分析法、矢量空间文档模型等计算思维应用在新闻报道中的使用为特点。

有学者针对媒体开始尝试机器人记者写稿的现象,指出这一做法必将引发一系列的敏感问题,如记者未来的从业前景如何?是否会影响记者的从业积极性?虽然美联社说此举是为了让记者能从一般报道中解放出来更多地投入到深度报道中,但当报道领域越来越多地开放给自动撰写软件的时候,那些带有思想的深度报道是否会消逝呢?

媒介生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跨越时空的社会协作成为可能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对于社会传播业态的最大改变,是将传统的、以机构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性传播,改变为今天的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性传播。互联网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权力结构。伴随社会传播技术门槛的降低,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传播力量被激活,跨越时空的社会协作成为可能,互联网引导下的媒介生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以大众媒体为传播中心的不平等的、单向的媒介生态结构被打破,个人成为信息传播网络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大众闲置的碎片化时间和知识通过互联网完成聚合,从而实现信息的生产、分享和价值创造。传统媒体所主导的信息偏好逐渐被弱化,个人化的信息只要得到认可就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实现裂变式传播,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和富有个性,大众的个人生活、个人情感和个性体验开始得到关照。

有学者指出,过去依靠规模占领市场的旧思维应该改变,传统媒体应该突破“内容为王”的单一竞争法则,摆脱单纯以广告为中心的盈利模式,与移动化的传播技术融合,向社交化的传播方式融合,朝平台化的经营方向融合,立足媒体自身的特点,以互联网思维指导转型,在互联网逻辑下完成传媒生态的重构。

数字媒体技术力量不断地显化两个舆论场呈现互动融合趋势

有学者指出,在传统媒体时代,国家所有的媒介体制使得社会舆论场呈现出官方舆论场一统天下的格局,民间舆论场只能以口语传播的形式在有限的媒介空间呈现,而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诞生与普及,逐渐使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扁平化,纵向的传播控制被逐步打破,横向的民间舆论在网络世界里开始串联,于是原本隐形于线下的民间舆论场凭借数字媒体技术开始显化,社会出现两个舆论场的格局,并由此开始了新的社会互动。

有学者认为,民间舆论场自显现之初到现在,经历了与官方舆论场的分化和若即若离,到被官方舆论场吸纳、融合和主导,舆论场域的变化往往是政治、技术、社会等多种力量互动与博弈的结果。政治力量在整个社会话语场域中一直扮演着绝对主导者的角色。媒介技术作为重要的社会变革力量,不断地对现有的舆论场域的空间进行着拓展突破。社会力量在整个社会话语场域中从萌芽到不断壮大,并且在政府、市场、社会大结构中渐次凸显出自己的存在感,表现出自身的舆论影响力及动员力。

(以上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王鲁亚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