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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一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原因有不同说法,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新闻媒体起了重要作用。

新闻媒体这些非政府组织一方面向独联体国家传播西方的民主价值观,
以动摇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根基,
另一方面对所在国的民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状况大肆攻击,
制造和传播一些虚假新闻, 丑化所在国当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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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一些新独立的国家非常重视所谓“新闻自由”,不仅制定了禁止出版检查的法律条文,而且对新闻媒体管理由原来的批准制改为登记制,私营媒体获得巨大发展空间,尤其是为西方国家投资和支持的新闻媒体扩张提供了条件。例如,美国政府曾公开宣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多个“民主资讯中心”,以协助当地发展所谓“独立媒体”。这些媒体一方面鼓吹西方民主自由,另一方面热衷于制造和传播本国领导人和执政当局的各种负面新闻,并对经过精心包装的反对派的政策主张进行大力宣传,提升其在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中的影响力。

新闻链接:中新网5月24日电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新法案,该法例允许当局检控外国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在国家安全层面上被认定为“不受欢迎”的外国公司。据报道,为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个人可能面临罚款或最高六年监禁。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指,这个规定是适用于那些被认为是对“俄罗斯的宪制秩序基础、国防力量与安全”构成威胁的组织。

俄罗斯是如何破解“颜色革命”阴谋的?

同时,这些国家的新闻媒体深受西方国家的影响。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进入这些国家,并经常组织所在国媒体人员到美国参观考察,还提供大量经费。这样,就培养出一批亲西方的媒体,它们在关键时刻积极为西方国家的观点主张提供传播平台。例如,当时在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期间,美国支持的阿扎特克电台大力宣传反对派和西方的观点,为政权更迭制造舆论。与西方国家丰裕资金支持的新闻媒体相比,这些国家的官方媒体财政困难,人力、物力、资金和技术设备等都处于劣势,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弱,逐渐被边缘化。一旦国家政权发生重大危机,这些媒体很难发出有效的正面声音,丧失了舆论主导权和话语权。

本文原载《文教资料》,对西方非政府组织与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原文如下:

来源 华语智库 司嘉

5197. com,总体上看,“颜色革命”发生发展遵循着以下过程:先是执政党或亲政府党派在总统或议会选举中取得优势,但在西方势力支持下,反对派或在选举中暂时联合起来的反对派联盟拒不承认选举结果,并将选举失利归咎于政府在选举中舞弊。随后,反对派利用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紧紧抓住广大民众对国家发展现状不满和对西方发展模式向往的心态,在媒体大肆渲染下,借机进行煽动,组织群众示威游行,要求当局重新选举或下台。一旦政府在国内外巨大舆论压力下妥协,反对派便名正言顺地实现政权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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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下半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功地对东欧以及前苏联进行“和平演变”。此后,为了进一步挤压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战略空间,西方打着“推进民主”的旗号,采取了新一轮的和平演变策略,也是一种新的干涉手法——“颜色革命”。放眼当今世界,西方部分国家一直没有放弃通过“颜色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所谓“民主输出”。近年来,防范“颜色革命”是普京执政面临的重要政治任务,俄政府在与西方国家策动的“颜色革命”斗争过程中也不乏值得借鉴的经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俄罗斯是如何防范“颜色革命”及国内反对派势力的。

可见,新闻媒体在“颜色革命”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是导向作用。在“颜色革命”中,这些国家的主流媒体基本上丧失了引导能力,人们很难听到来自政府的权威声音,造成民众思想混乱和无所适从,甚至只能听从亲西方媒体的引导。二是渗透作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大量援助这些国家的所谓“独立媒体”,成功实现了西方资本对这些国家媒体的渗透。这些新闻媒体在西方的操纵下,利用各种方式丑化执政当局,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三是传播作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紧密结合,社会热点在互联网媒体上迅速发酵。例如,在2009年4月摩尔多瓦的未遂“颜色革命”中,参与者大量使用新兴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和政治动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大量政府间国际组织应运而生。这些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全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社会事务的纷繁复杂,
特别是随着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发展,
一些民间团体要求人们自愿组织起来保卫和捍卫一些易受损害的权益,
通过集体行动, 掀起社会变革和扭转政治大方向的热情大为高涨,
各类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一些非政府组织在维护基本人权,
推动环境保护等方面充当牛耳,
功不可没。但是,近年来不少西方和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推广其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工具,
破坏了一些国家的社会安定。

运用法律武器,与反对派和西方势力“过招”

回顾新闻媒体在一些国家“颜色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国新闻媒体的职责和使命。首先,必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始终把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放在首位,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关键时刻敢于发声亮剑,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导向作用。其次,坚决抵制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建立健全既符合我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需要、又有利于发挥市场作用的新闻媒体管理体系。最后,高度重视新媒体作用。当前,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在这种形势下,要加快媒体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的传播优势,牢牢掌握舆论传播的主导权,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非政府组织在独联体国家的发展和现状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利用目标国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煽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鼓动民众特别是是青年以“街头革命”的形式开展示威游行,对目标国的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造成不小冲击。面对西方来势汹汹的“颜色革命”攻势,不少独联体国家政权垮下台来。反观俄罗斯,利用法律手段对国外非政府组织、国内反对派活动进行严格管理,从而牢牢掌控着局势。在这一过程中,运用法律的手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1年苏联解体, 原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建国之初,
声明与苏联旧体制彻底决裂, 走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
以尽快融入西方阵营主导的世界体系,
成为独联体国家的共同选择。为了获得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独联体国家放松了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
允许西方国家各类非政府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冷战结束后,
欧亚大陆成为美国的关注焦点。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告诫美国当局控制欧亚大陆的极端重要性。因此,
原苏联地区就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区域。在该地区推行西方民主不仅可以有效地遏制俄罗斯的欧亚帝国企图,
获取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 而且还可以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基于这些考虑,
在独联体国家又为非政府组织大开方便之门,
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大举进军独联体国家, 同时,
独联体国家本土的各类非政府在西方的资助下也纷纷建立起来。在“颜色革命”中发挥独特作用的索罗斯基金会1990年就开始在投棋布子:
1990年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 大搞民主渗透; 1993年,
选中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
重点支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
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
目前除在首都第比利斯设有“国际索罗斯科教计划”中心等四地大机构外,
还在全国四个地方设有分支机构⋯⋯索罗斯基金会只是西方非政府进军独联体的一个缩影。

对外俄政府通过设立“法律屏障”,严管非政府组织在俄活动。针对长期以来美西方图谋利用俄国内反对派和在俄的非政府组织策动“颜色革命”,俄政府以法律手段对“外国代理人”坚决予以打击。近年来,俄先后推出《外国代理人法》《不受欢迎组织法》《非营利组织法》《社会联合组织法》《俄罗斯慈善法》等,对俄境内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活动范围、资金使用等作出明确规定,将危害俄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国防和国家安全的外国或国际非政府组织贴上“不受欢迎”标签,更新非政府组织“黑名单”,关闭了美国际开发署、“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数十个非政府组织驻俄代表处,禁止其在俄境内活动。相关法案的出台使俄境内非政府组织减少了一半,其活动也大为收敛,基本上处于俄当局掌控范围之内。

苏联解体后, 为了促进独联体国家尽快向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过渡,
从1991年12月到2000年6月, 美国总共向后苏联国家提供了约7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
其中提供给各国中央政府的不足1/4,
而3/4都是提供给这些国家的私有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等民间机构。正是得到了西方的大力资助,独联体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得到了空前发展。据俄罗斯有关部门统计,截止到2005年11月在俄罗斯境内共计有45万个各类非政府组织、非盈利性社会组织在从事各类活动,其中有许多是国外资助的各类基金会,
形形色色非政府组织的分支机构,
以及外国人在俄罗斯注册的社会团体。①其他独联体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

对内俄政府通过划定“法律禁区”,压缩反对派活动空间。俄罗斯体制外反对派旗帜鲜明的反对普京,多次以经济萧条、政府执政不力、官员腐败等议题组织威游行。对此,俄先后出台《集会法》《游行示威法》《非政府组织法》等,并根据反对派活动情况及时对法律进行修订,对其示威游行划定“法律禁区”,进行严格管控。如根据《游行示威法》规定,在俄举行集会要事先申请,详细申报时间、地点、行进路线、参加人数、组织信息、安全措施。一旦集会发生违规行为,组织者就要缴纳罚款,还会进入“黑名单”,几年内无权再组织集会。一旦违法,警方依法严厉打击,毫不手软。在层层管控下,普京本届任期内俄反对派示威游行活动明显呈下降趋势,未出现大规模的“街头政治”运动。

二、非政府组织在独联体国家推动“颜色革命”的手段

采取积极防御策略,防范西方国家武力颠覆政权

1.推动体制改造, 为“革命”创造制度条件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总参军事学院军事科学大会的讲话中一针见血的指出,美国正在制定代号为“特洛伊木马”的新军事行动战略,其本质是利用“颜色革命”制造混乱,并辅以军事打击,从而颠覆“不受欢迎国家”政权,类似剧情或已开始在委内瑞拉上演。“特洛伊木马”战略的实质是颠覆“不受欢迎国家”政杈,俄对此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原苏联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国家统筹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一切经济活动,
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公民个人谋求财产的途径。独联体国家是从苏联的母腹中出生的婴儿,
独立之初保留了原有的制度特征。西方看来,
独联体地区只有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
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才会有生长的适宜土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参与市场竞争,
政府对经济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无疑,
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民主观念将大大增强。

为此,俄军将采取“积极防御”应对策略,通过“下先手棋”防范和慑止强敌威胁。俄军认为,美“特洛伊木马”战略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进攻性,俄军应先敌一步采取措施,慑止侵略,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俄军总参谋部已制定了应对潜在敌人侵略的原则方法。一是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以“积极防御、先发制人”为总体策略。采取传统和非对称手段,通过警告性措施,化解和消除“特洛伊木马”威胁,掌握战略主动。具体措施上,以战略核力量为后盾,通过实施核遏制措施,威胁使其遭受“不可承受的损失”;高度重视非核遏制,发展非对称制衡能力,部署“先锋”“匕首”高超音速武器、“海燕”洲际核动力巡航导弹等尖端战略武器,形成独特优势,让潜在侵略者明白,“对俄及其盟国的任何施压都是没有前途的”。同时,要高度重视信息领域对抗,保持部队精神心理状态稳定,提升训练水平与部队战斗力。二是保障盟友安全方面,采取“有限行动”战略。必要时俄可组建高机动部队集群,采取有限军事行动,支持有关国家合法政权,捍卫本国在重要战略地区的利益。俄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表明,这种“有限行动”是应对强敌威胁、维护境外利益的有效手段。

苏联坍塌后, 独联体国家继承了原有的政治体制,
名义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 实则总统高度专权。客观地说,
这些国家独立之初, 经济凋敝、社会动荡,
强化总统的权力有利于国家的独立稳定和发展; 但另一方面,
权力高度集中容易导致权力异化, 滋生腐败, 不利于公民参与政治民主进程,
更不利于反对派上台执政。

加强网络监管,建立信息传播“防火墙”

独联体国家独立伊始, 西方国家为了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不发生逆转,
向这些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大部分是提供给这些国家的私有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等民间机构的,
意在以经济私有化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手段在社会基层营造市场经济氛围。同时西方的非政府组织也为独联体国家的经济私有化出谋划策,
俄罗斯接受了哈佛大学J·萨克斯教授小组的建议,
实行了计划经济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休克疗法”。在各类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推动下,
大部分独联体国家经济上实现了私有化。私有化政策导致了这些国家经济下滑,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后果,造成了人民的思想混乱, 民众对当局产生不满,
萌芽了改变政治现实的想法。不少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积极配合政府,
对独联体国家急需的经济援助都附以苛刻的政治条件。索罗斯基金会和欧亚基金会都把经济援助和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挂钩。在国际和本土各类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推动下,
独联体国家的政治改革朝着西方期望的方向发展。2003年2月,
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通过修宪, 总统将部分的权力转交给议会和政府, 今后,
政府组成、总理和所有内阁的成员任免均需议会同意。议会实际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2005年3月, 吉举行总统大选, 新议会不承认选举结果,
才发生了阿卡耶夫总统流亡俄罗斯的“黄色革命”。其他不少独联体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都在向强议会、弱总统方向发展。总之,
非政府组织积极推动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造,
为“颜色革命”创造制度条件。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一直推行“新闻自由”政策,这也使得国内外财团乘机染指新闻媒体,到叶利钦执政后期俄罗斯的主要报刊电台和电视台都已掌控在亲西方的财团手中。普京上台后,通过经济与法律手段整顿新闻媒体,一方面取消那些对当局进行负面报道的媒体享有的优惠,另一方面对具有颠覆性、伪善的国外媒体采取关闭、整顿等措施。经过多年努力,普京当局基本夺去了国内舆论的主导权。

2.支持反对派, 为“革命”提供政治力量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西方反对势力擅长利用互联网对俄进行信息渗透和策反,向俄国内灌输美西方价值观,培养亲西方精英、意见领袖和激进人士,以期影响俄国内政局。俄加强顶层设计,通过法治途径加强网络监管,建立抵御敌对势力信息渗透“防火墙”。2012年7月,俄国会通过《网络黑名单法》,开列禁止在俄传播的网站域名和地址名单,进入“黑名单”的网站如不按照指令删除网爽将被监管部门封锁IP地址。该法在净化网络空间的同时,也开启了网络检查制度。针对反对派利用网络进行集会动员,2013年12月俄出台《封闭极端主义网站法案》,授权俄通信部门未经司法程序就可关闭可能会引起大规模骚乱、极端行动、大规模公共活动和破坏稳定行动的网站,且在查封前不必知会相关网站。对于社交媒体,2014年俄出台《知名博主管理法案》规定凡是网页访问量超过3000次的博主必须在俄相关部门进行实名登记,对其管理办法与专业媒体相同,同时法律赋予联邦行政机构实施监控的权力,必要时可关闭相关网页或删除相关信息。

在苏联时期, 反对中央集权,
要求捍卫公民民主自由权利的异己分子早已有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就因不满苏共当局,
发表反政府言论而流亡美国。独联体国家独立后, 为了表明自己是民主国家,
允许有不同政见的反对派存在。但独联体国家当局大部分都是原苏联的政治人物,
拥有反对派无可企及的政治经济优势和社会影响力,
反对派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
缺少资金支持和民主斗争的经验是很难发动企图改变国家颜色的革命的。非政府组织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大肆资助独联体国家的反对派。美国白宫发言人鲍彻在2004年12月3日说,“美国民主基金会”仅2003年和2004年,就花费了6500万美元资助乌克兰的反对派。当时“橙色”派别的竞选帐户源源不断收到来自美国的资金,
其中包括“欧亚基金会”135万美元,“福特基金会”150万美元,“自由论坛”95万美元。②非政府组织还积极向反对派传授民主斗争的经验和方法技巧。格鲁吉亚总统萨卡舍维利就曾是美国大学的高才生,
在美国接受了系统的民主斗争的方法技巧培训。在独联体国家非政府通过举办各种培训班,
培养了一大批接受西方民主价值观、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颜色革命”的骨干分子,
为“革命”成功发动准备了政治力量。

正如普京所言:“国家威望不应当建立在为所欲为和纵容姑息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公正的法律和坚定地执行法律的能力之上”。俄罗斯“多管齐下”,在防范西方国家策动的“颜色革命”上收到了良好效果,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政治稳定,值得学习与借鉴。

3.赢得普通民众好感, 为“革命”准备政治心理

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革命”不应被引向防御工事,
不应该在街道上, 而应该在平民的思想里。③独联体国家都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
普通民众的生活大都相当困难, 特别是在中亚地区,
不少国家的贫困人口达到总人口的50%, 在吉尔吉斯斯坦更是高达65%,
全国农村一半地区用不上干净的自来水, 医疗条件很差,
大部分农村医院缺医少药,学校缺少资金支持, 老师待遇降低,
失学儿童增多⋯⋯各种非政府组织正是从关系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卫生、文化、教育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他们在所在国家积极开办医院、学校,资助生活上有困难的民众。在实施援助计划的同时,
非政府更多地向独联体国家民众灌输西方民主价值观。在莫斯科不少大学,
索罗斯基金会不惜向校方提供大笔资金,
为大学生增加传授西方民主和价值观念的课程。此外,
非政府组织还对独联体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抨击,
以影响民众的政治心理。由于苏联长期一元化的政治统治,
普通民众缺少西方民主的经验, 对西方的民主的认识是直观、浅层和非理性的,
再加上国内的政治经济民主和宗教矛盾, 他们容易产生对西方民主的迷梦,
在非政府组织的极力鼓动下, 产生了企图改变现状,
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的政治诉求。

4.新闻媒体推波助澜, 为“革命”营造舆论环境

俄语中有句谚语——“谁给钱, 谁就有权点歌”。点歌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唱歌者是西方和亲西方的一些媒体、学者和政治势力。它们唱的是西方世界的赞歌和独联体国家的悲歌。上世纪90年代,
独联体国家的新闻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开始推重西方早期的自由主义新闻观。从那时起,
西方国家就开始掌握独联体国家的新闻舆论导向。第一种是西方媒体在独联体境内建立分支机构,
第二种是资助建立亲西方的独立媒体。新闻媒体这些非政府组织一方面向独联体国家传播西方的民主价值观,
以动摇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根基,
另一方面对所在国的民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状况大肆攻击,
制造和传播一些虚假新闻, 丑化所在国当局形象。吉尔吉斯斯坦大选之前,
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研究所下属的独立媒体和出版印刷机构,
积极报道阿卡耶夫总统及其家族腐败的情况, 在民众中破坏阿卡耶夫的威信,
为反对派上台提供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中,
亲西方的媒体对该国的民众进行反政府煽动, 对西方支持的萨卡舍维利大加赞赏,
给反对派以舆论支持,
从而帮助“玫瑰”派顺利上台。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在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中积极配合西方国家,
为反对派的“革命”成功营造了绝佳的舆论环境。

5.组织街头政治, 掀起“颜色革命”

非政府组织在在独联体地区做好“革命”的准备以后, 抓住有利条件,
正式掀起“颜色革命”。反观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三场“革命”,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先是执政党赢得总统大选,
随后反对派对选举结果不予以承认并组织支持者发动街头游行示威,
向执政当局逼宫, 直至重新进行选举,
反对派成功上台。非政府组织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中很多参加街头政治的民众并不是对现当局不满或者根本不关心政治,
而是由于生活困难,
参加街头游行示威每天可以从索罗斯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获得几美元的“工资”。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之前,
索罗斯基金会早早安排骨干到当地观选, 特别是到南部反对派势力强大的地区,
在随后阿卡耶夫顺利当选后, 就积极组织当地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
公开要求总统下台。独联体国家当局大都执政根基不牢, 在非政府组织挟“民意”,
组织街头政治时, 危机管理能力的脆弱, 迫于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
只能将国家政权拱手相让。

三、独联体国家的对策和对中国的启示

面对反对派发动“颜色革命”频频得手的残酷现实,
一些独联体国家提高了对非政府组织的警惕,
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俄罗斯国家杜马2005年11月23日第三次审议并正式通过了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案,
从法律层面规范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乌兹别克斯坦在发生安集延骚乱后,
卡里莫夫总统下令将一些参与事件的外国非政府组织驱逐出境,
对本土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整顿和解散;
白俄罗斯政府加强对独立新闻媒体的控制,
禁止传播反政府的言论。当前独联体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
推动“颜色革命”的能力也大为削弱。

当前中国与西方世界保持了较好的国家关系, 但中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
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差异,
决定了中国与西方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中国是有着核武器的大国,
西方不可能像对待弱小国家一样企图通过一场战争,
而只能通过渗透、颠覆的和平演变战略来改变中国的颜色。当前国际社会的高度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西方的互动必然更加频繁。西方的各类非政府组织纷纷进入中国,其中一些在帮助中国解决卫生、环境、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西方政治理念和自身的利益追求,
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推行民主价值观的有力工具。因此,应该从独联体国家防范“颜色革命”的做法中获得一些有益启示。第一,
加快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立法工作,
从法律层面加强对境内外各种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注册和运行的监管工作; 第二,
对已有的非政府组织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同时对那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土非政府组织,
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增强它们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 第三,
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管理, 严格控制各种反华言论的传播; 最后,
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
增强他们对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是非分辨能力,提高他们的政治心理素质。

①顾晓鸣《. 俄立法打击民间组织严防‘颜色革命’》.载《东方早报》,
2005年11月25日.

②www.qianlong.com/2006- 06- 19.

③新华网《. 美国索罗斯基金会资助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200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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